（载《日本学刊》2009年第2期）

2009年2月14日, 由全国日本经济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共同主办的“金融大危机对中日经济的影响”国际研讨会在北京举行。全国日本经济学会会长、中国社科院原常务副院长王洛林,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所长李薇, 日本银行金融研究所所长高桥亘在开幕式上致辞。会议由全国日本经济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党委书记孙新主持。

王洛林认为, 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出现了大幅度的下滑, 导致这一局面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出口贸易的大幅度减少, 但这并不是唯一的原因。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特别是将对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经济体制改革以及对外经济关系造成一系列影响, 其中既存在不利因素, 也会出现有利因素, 对此应该有所认识和区别对待。他指出, 经济全球化使金融危机迅速蔓延至全球, 也使世界各国面临着相似的问题, 特别是中日两国,其实体经济都受到金融危机的巨大冲击, 两国有必要也有可能在共同应对危机的政策层面上找到共同语言。双方应该加强沟通与交流, 以采取积极措施有效应对金融危机, 加强东亚地区经济合作。他希望此次研讨会在研究金融危机的原因、影响、前景的同时, 进一步对危机之后的世界经济格局和中日两国政策取向进行探索。李薇表示, 此次金融危机受到了世界各国学者的广泛关注, 众说纷纭、百家争鸣, 也激起了人们重新认识和研究日本泡沫经济的热情。她希望此次研讨会能够成为中日双方专家学者围绕金融危机对中日两国经济的影响等问题各抒己见、畅所欲言的平台。高桥亘认为, 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造成了极大的冲击, 各国政府忙于缓解危机, 对很多问题都还没有清楚的认识。此次中日专家学者齐聚一堂, 围绕金融危机对两国经济的影响进行讨论, 是非常有意义的。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余永定、商务部亚洲司司长吕克俭、日本银行国际局局长沼波正、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国际政治系主任樊勇明、外交学院院长助理江瑞平、辽宁大学副校长徐平、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院长李玉潭、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部长赵晋平、四川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郭晓鸣、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张季风、日本名古屋市立大学大学院教授永野护、日本独协大学教授齐藤美彦、日本贸易促进会北京中心所长佐佐木伸彦、日本驻华大使馆经济参赞柴田聪等中日双方各界代表70余人参加了此次国际研讨会。

在为期一天的研讨会中, 余永定、高桥亘、吕克俭、沼波正分别做了主题发言, 引起了与会代表的积极评价和热烈讨论, 他们从政策性和学术性等层面对金融危机对中日经济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一　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余永定以《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及其对策》为题, 对金融危机影响下的中国经济现状和发展前景进行了分析。

余永定指出, 2003年到2008年上半年, 中国的实际经济增长一直高于其潜在经济增长力, 经济形势非常好。但是, 经济过热形势从2008年第三季度开始发生了急剧变化: 工业总产值大幅下滑甚至出现负增长, 股市缩水70% , 房价大幅下跌, 东南沿海地区加工企业大量破产, 失业问题日益严重。根据对钢铁行业的实证分析, 可以看出中国经济发生如此逆转是因为其经济过热与产能过剩并存, 而这两种看似矛盾的现象之所以能够并存, 是因为有旺盛的外需; 一旦外需因金融危机而消失, 经济就必然从过热迅速转化为过剩, 通货膨胀压力在短时间内消失。

余永定认为, 2009年, 中国政府将采取扩张性很强的宏观经济政策, 特别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这是因为,中国必须维持较快的经济增长, 以解决规模巨大的适龄劳动力人口的就业问题。扩张性的财政支出将主要用于刺激内需, 包括刺激居民消费, 投资新农村建设, 建立健全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体系, 发展技术研发和生态环保事业等。他还强调结构调整是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根本保证, 实施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要在保证经济增长速度的同时, 促进经济结构的改善。

在谈到中国的外汇储备问题时, 余永定认为, 随着美国金融危机的恶化, 中国巨额外汇储备的收益与安全面临越来越严重的威胁。中国不应该消极等待, 而应该联合日本等其他债权国对美国施加强压, 使其采取保证外国投资者所持美国国债和政府机构债的安全措施。同时, 中国还应该积极采取各种措施分散外汇储备, 但最根本的还是尽早实现国际收支平衡、减少外汇储备增加的压力。既要维持必要的经济增长, 又要减少贸易顺差, 中国唯一可选的途径就是刺激内需, 用内需代替外需。 

二　金融危机对日本经济的影响 

针对金融危机对日本经济的影响, 高桥亘做了题为《日本经济的现状与政策应对》的主题报告。他认为, 日本经济受到金融危机的极大冲击, 经济出现衰退, 而且负面影响还在不断扩大。主要表现是: 国内需求明显减少, 对外出口大幅降低, 工业生产严重受创, 就业、消费日趋低迷; 特别是2008年9月美国雷曼兄弟公司破产以后, 日本政府开始强化金融管制, 经济衰退之势逐渐显现, 其速度超出预料。此次日本经济衰退既不同于当前的美国经济衰退, 也不同于90年代的日本经济衰退。当前美国的经济衰退主要表现为金融危机和消费衰退导致企业衰退, 90年代日本的经济衰退表现为金融危机和企业衰退导致消费衰退, 而此次日本的金融危机表现为企业衰退导致消费衰退。日本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金融政策和财政政策, 以应对经济衰退。主要包括: ( 1)金融政策。即下调政策利率, 实行维持金融市场稳定化的政策, 采取促进企业金融活动顺利进行的政策。其中, 日本银行积极采取保证流动性和促进企业金融运营等措施, 充分发挥了中央银行的功能。( 2) 财政政策。即积极实施尽快的、大规模的、持久的、多样的、连续不断的、协调的、可持续的财政政策。

江瑞平则更深入地分析了日本的经济衰退, 指出日本经济从2007年11月开始就进入了周期性衰退, 而且是第一次石油危机以来最严重的一次。他认为, 2002年到2007年日本经济经历了战后时间最长的经济扩张期, 此次扩张以内需主导开始, 逐步发展为外需影响; 当金融危机来临时, 外需经济收缩引起企业生产收缩, 最终发展成为内外需共同收缩并导致经济衰退。此外, 他还指出, 由于经济的相似性和联动性,中日两国经济面临着共同的风险和机遇。在面临金融危机时, 双方都采取措施以减轻冲击; 但单方面措施的功效并不高, 甚至还会出现负面抵消作用。中日必须加强合作, 从金融、财政、货币等领域携手应对危机, 促进地区经济发展。 

三　金融危机对中日经贸关系的影响 

在题为《国际金融危机下的中日经贸关系》的报告中, 吕克俭指出了金融危机对中日两国经济的冲击和机遇, 分析了中日经贸合作面临的新课题和新挑战。

关于金融危机对中日两国经济的影响。吕克俭认为, 受金融危机导致的实体经济衰退的影响, 加上中国经济生活中尚未解决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 目前中国经济运行中的困难增加, 经济下行压力加大, 企业经营困难增多, 保持农业稳定发展难度加大, 金融领域潜在风险增加。但是, 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面和长期趋势没有改变,中国还将继续果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采取一系列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措施, 全力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与此同时, 虽然日本经济从2007年11月开始进入收缩期, 经济外部环境严峻, 内需持续低迷, 主要产业严重受挫, 但日本经济本身依然具有较强的抗风险能力和可遵循的经验教训, 随着政府刺激经济政策效果的逐渐释放, 日本经济有望走出谷底。

关于中日经贸合作面临新课题和新挑战。吕克俭表示, 2008 年,中日经贸合作已经形成全方位、深层次、互惠互补、互利共赢的良好合作局面; 展望2009年, 两国的贸易、投资、人员合作等各个领域将受到实体经济恶化所带来的影响, 但世界经济格局变化更可能给中日经贸合作的现有模式带来深刻变革。

第一, 中日贸易变数增多。自2008年第三季度开始, 特别是最后两个月, 中国对日出口增长大幅放缓, 自日进口也连续下降。但是中国依然是日本第一大贸易伙伴, 日本继续保持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和最大进口来源国的地位。而且, 由于日本对美国出口持续下滑, 中国可能取代美国成为日本最大的出口市场。

第二, 日本对华投资继续深度盘整。2008年, 日本企业对华投资实际到位资金仅增长3117%。但从整体来看,日本依然是中国利用外资的第二大来源。受金融危机的影响, 2009年, 日本一些企业将推迟或冻结对华投资项目, 但是中国的投资环境和要素优势并未改变, 日本企业将继续加强在华研发投资。日本对华投资经历盘整后将逐步回稳。

第三, 据中方统计, 截至2008年底, 中国累计对日实际投资217亿美元(不含金融类投资) 。2009年对日投资步伐可能加快。一是日本地方政府优惠政策为中国企业提供投资机遇。日本地方政府为防止当地产业空心化, 通过设立园区、制定优惠政策, 吸引海外投资, 有利于中国赴日投资企业降低成本、控制风险、提高效益。二是加快在日本设立研发中心。中国汽车等制造业近年相继在日本设立研发中心, 推进自主开发。三是创新对日投资形式。中石油公司通过与新日本石油公司在日建立合资公司、并购大阪炼油厂, 既解决了中方炼油能力不足问题,又充分利用了日方闲置的生产能力和环保技术, 实现“双赢”。

吕克俭还就中日携手应对金融危机的对策, 提出了九条意见。

佐佐木伸彦在对日中两国的投资状况进行了分析后指出, 和2005年相比, 2008年的日本对华投资几乎减少了一半。其主要原因在于在华日资企业以出口加工型为主, 受金融危机影响延缓了投资项目, 而且零售、金融等领域的投资依然不足。调查显示, 中国依然是日本企业最期待的投资市场, 但是期望值有所减少, 中国受到印度、俄罗斯、巴西等国尤其是印度奋起直追的威胁。与此同时, 日本非常欢迎中国企业的投资。日中间发展相互投资的合作关系将不断得到强化。 

四　金融危机对中日两国经济发展的启示 

围绕着金融危机对中日两国经济发展的启示这一议题, 沼波正认为, 日中两国政府都应该吸取教训、采取正确措施, 以避免未来重蹈覆辙。在其报告《金融危机的正确教训》中, 沼波正对他人的观点进行了评述, 同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第一, 关于中央银行应该采取怎样的金融政策应对泡沫, 沼波正分别介绍了纽约联邦储备银行( FRB) 和国际清算银行(B IS) 的不同观点, 认为不管是前者所提倡的“事后监管”还是后者所支持的“事前规避”都是不完全的, 不管是在泡沫生成前还是泡沫破灭后, 金融政策都应该发挥积极而重要的作用。而且他认为, 将美国金融危机的原因归咎于发展中国家的观点是不对的。

第二, 监管机制和金融创新的关系。沼波正认为, 次贷和证券化等金融创新本身并没有问题, 需要关注的是“规制”的有效性。目前,各种金融机构业务趋同, 但其监管机制却存在差异, 容易产生漏洞。

第三, 与欧美国家相比, 中国、日本等亚洲国家的金融机构所受到的冲击比较轻微, 其主要原因是这些金融机构对次贷相关证券化商品的投资较少。在这种情形下, 当风靡一时的美国投资模式破产时, 处于比较优势地位的亚洲金融机构可能提供一种新的商业模式, 比如亚洲一些国家的中央银行之间建立的货币互换机制。

第四, 关于汇率和金融政策的关系。沼波正回顾了日本上世纪80年代的泡沫经济, 认为高速增长期形成的维持日元低汇率的政策意图使日本一直抵制甚至是强行干预日元升值, 结果导致了1985年“广场协议”后的日元短期急剧升值, 助长了经济泡沫的膨胀, 这是日本最大的失败。据此, 他提出中国不应该压制人民币的升值, 这种非常措施可能会埋下未来突然爆发危机的隐患。

赵晋平认为, 中日两国相互学习和借鉴面对金融危机和实体经济下滑所采取的政策是非常重要的。比如日本政府出资1万亿日元收购问题金融机构, 连续三次出台经济刺激计划, 集中关注保障民生等做法, 对于中国和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具有参考价值。他还指出, 危机后的贸易保护主义和投资保护主义将导致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衰退, 助长危机蔓延。中日都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 应该进一步推动全球化的发展, 维持地区经济的稳定发展。中日两国还应该加强合作, 推动引发此次次贷危机和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原因的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

(责任编辑: 洪 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