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结束后，以美国为代表的盟国对日本进行了“民主化”和“非军事化”的改革。70年后的今天，为了探讨这场改革对战后日本的发展道路及对当代日本的影响，由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和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联合主办的“战后改革与现代日本”学术研讨会于2016年9月中旬在天津举行。

    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吉林大学、云南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天津社会科学院等21家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4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会议，提交论文及发言提要20余篇。会议采用主题报告和分组讨论两种形式，从战后政治改革与政治变动、战后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战后改革与社会治理、战后改革与日本外交等角度，对战后日本的发展轨迹和未来趋势进行了全面深入地探讨，其中不乏有见地的观点和分析。

    一、战后政治改革与政治变动

    政治领域的改革是战后盟国对日政策的主要目标。以审判战犯、褫夺公职、颁布和平宪法为代表的诸多措施，从根本上改变了战前日本的军国主义体制，为民主制度在战后日本社会的生根发芽奠定了基础。而同样在冷战后，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日本国内保守化和右倾化最引人瞩目的表现也发生在政治领域，左翼势力的渐行渐衰、集体自卫权的解禁、和平宪法的修改等等，这些都提示我们日本正在偏离其战后初期所确立的和平发展路线。其原因何在，未来日本会走向何方？这些都是与会学者们所关心的问题。

    中国社科院前副院长武寅研究员在题为《从宪法角度看日本战后政治改革》的大会主题报告中，通过对日本政治体制中议会、内阁、军队、天皇等四个关键要素在战前战后变化的分析，阐明了战后体制对日本政治及其走向的影响。她指出，通过战后改革，议会变成了政党间的角逐场；内阁成为了胜者的大舞台；而军队在宪法中的地位从战前的“无法无天”变成了战后的“无影无踪”；失去统治权的天皇，由于在国家大法的高度上被定位为国家和民族的象征，所以其地位并未被削弱。这一政治体制的确立为日本的民主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然而它并不意味着战后日本政治的走向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偏离正轨。当今日本，战后改革的成果遇到了再改革的挑战。在这一挑战中，民主化向着权力集中的方向发展；非军事化向着军事化的方向发展；而象征天皇制也遇到了如何更加完善的问题。但这一切并不能说是在制度层面上向战前的回归。武寅认为，我们不能因为现在日本的右倾化而否定战后改革，但也不能因为战后的政治改革有了制度化的保障，就认为能够一劳永逸地实现民主化和非军事化。制度的民主化只是给民主力量的产生和发展在客观上提供了有益的环境和条件，但它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包括国家发展方向在内的所有问题。

    战后政治改革中天皇和天皇制的存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北京大学宋成有教授分析了战后初期美日之间在处理天皇和天皇制问题上的博弈过程。他认为，美国占领当局在战后改革中追求短期效应，保留了天皇和天皇制，特别是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免于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为日本右翼势力的抬头，否认侵略历史，提供了精神寄托、行动依据和翻案的最大理由。他同时还强调，日本在天皇问题及战后宪法问题上并非一味被动的听从美国，也主动发挥作用，在有限的条件下，为天皇制的延续做了最大努力。

    惩治战犯肃清军国主义是战后政治改革的另一重要内容。南开大学宋志勇教授认为，美国在战后初期审判战犯问题上积极主动，起到了主导作用，做出了最大贡献，但在具体政策制定和实施的过程中存在着独断专行，不与盟国协商的行为。特别是冷战开始后，美国的对日政策由遏制改造转变为扶植日本，导致其惩治战犯和肃清军国主义的政策大打折扣。在东京审判的后期，大批战犯被释放从而逃脱了审判，为日后日本右倾、右翼势力的抬头留下了祸根。

    由于美国在战后政治改革中没有彻底清除战前军国主义的余毒，所以在占领结束后，日本的保守势力很快就发起了对战后体制的挑战。中国社科院的崔世广研究员在报告中指出，美国主导的战后三大体制（“宪法体制”、“旧金山和约体制”、“日美安保体制”）形成之后，日本政府先后在50年代中后期、80年代以及冷战后，特别是第二届安倍内阁执政以来，集中发起了三次对战后体制的挑战。虽然由保守势力发起的挑战越来越指向战后体制的核心，但由于日本民众“和平”意识的形成以及对“侵略战争”认识的不断加深，民意对日本政治的右倾化形成了强烈的制约作用。

    然而，对于政治右倾化和日本民意之间的关系，与会学者却有不同的看法。南开大学刘轩副教授认为，安倍“摆脱战后体制”的政治诉求获得了日本社会相当程度的认可和支持。尽管人们对摆脱后的日本社会走向意见并不一致，但摆脱本身成为日本社会的普遍价值追求。事实上，这两种观点的碰撞体现了战后日本社会在国家认同问题上的矛盾性。天津社会科学院田庆立副研究员就在其报告中探讨了这一问题。他指出，冷战后日本的国家认同中，存在着自主性与依附性的纠结，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冲突，开放性与封闭性的悖论。正是这些矛盾的存在，使日本的民意也表现出了两面性。

    对战后右倾化的特点以及政治与行政之间的相互关系等问题，学者们也提出了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观点。吉林大学的戴宇教授在报告中介绍了日本学者中野晃一的观点，认为现代日本的右倾化并非社会主导，而是政治主导；其过程也非一蹴而就，而是波浪式的向前发展；其本质并非旧有右派自身的强大，而是新右派的崛起。北京大学白智立副教授认为，现代国家中普遍存在的政治-行政“互不介入关系”，在日本却显示出不均衡性。相对于政治不介入行政的严格规范，对行政不介入政治的规范却非常模糊。由于传统上日本所理解的“行政中立”具有官僚监督内阁的意义，所以在今后日本的行政制度改革中，政治-行政的二分法仍具有重要的意义。

    此外，青岛大学李广民教授关于战后自卫队创设问题的研究，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赵晓靓教授对吉野作造思想对战后民主主义影响的分析，天津社科院乌兰图雅副研究员关于日本内阁支持率与民意关系的探讨，都提出了颇有见地的观点。

    二、战后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

    摧毁日本战争机器的经济基础是战后盟国对日政策的另一大目标。在占领之初，与政治改革相伴，解散财阀、农地改革、劳动改革等与经济体制转变相关的改革也同时付诸实施了。这些改革打破了战时的高度统制经济，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开辟了道路。然而对于战后初期的日本国家领导者来说，统制经济或者说社会主义式的计划经济手段仍具有很强的吸引力。他们在国家治理中将计划与市场相协调，进而促成了战后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那么这种计划与市场的协调是如何实现的，在高速发展结束后，这一手段又为何失效？这些问题成为与会学者们关心的话题。

    南开大学杨栋梁教授在报告中探讨了日本战后赶超期（1945—1968）的产业政策操作问题。他认为，战前日本市场经济的失灵和他国政府干预市场的成功案例，激发了日本战后采取有计划干预市场的产业政策。而战后资金和技术的长期不足以及日本政府的相对强势地位，也为推行这一政策提供了前提条件。所谓的“计划”并不是要否定市场，也并非苏联式的命令式计划经济，而是对市场的一种切割。日本政府通过强力的通产行政，公布重点支持产业目录以及产业发展的中长期计划，并采取临时立法跟进的方式，将政府“计划”的因素嵌入了市场。而其政策工具也是通过税制、金融、行政指导、产业组织政策等柔性手段，诱导企业追随政府制定的“计划”。这样在战后赶超期内，日本政府在经济发展上就实现了“计划”与“市场”的完美结合。海南大学的云大津副研究员，对战后发展期内采用公团体制的日本电信电话业所发挥市场调节作用的分析，也从另一个侧面展现了计划与市场的融合。

    战后日本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不仅计划对市场起到了良好的引导作用，法律对市场的规范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中国社科院徐梅研究员对战后日本《禁止垄断法》的发展变化分析，就直指市场经济发展中的法制问题。她指出，《禁止垄断法》的出台是旨在促进公正、自由的市场竞争，强调经济发展中的市场因素。然而在战后日本发展的赶超期内，《禁止垄断法》的规定宽松，产业政策地位长期高于竞争政策，执法时行政色彩浓厚，造成了时至今日，相比欧美主要发达国家，日本在创造国内公平自由市场环境方面仍然落后。它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如国内商品价格偏高、国内市场相对封闭等，都成为当前日本经济发展面临的重大课题。

    在进入全球化的时代之后，市场发展的不充分进一步降低了日本产业的竞争力。南开大学张玉来副教授在报告中指出，日本产业发展落后的三大原因在于：1、在新技术革命中落伍；2、模块化生产滞后；3、对全球化的应对过于保守，极力维护“本土意识”，只向海外转移生产功能。虽然这些原因已与战后日本经济改革的成果相距甚远，但从日本产业对全球经济发展动向的反应迟钝中，我们仍可以看到战后日本市场经济相对发展不足所带来的后遗症。这些都为我国经济发展模式的选择提供了生动的案例。

    在日本战后改革的过程中，政治与经济始终保持了密切的关系。从二者结合的角度对战后日本的发展模式进行分析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南开大学莽景石教授认为，战后民主改革所导致的外生强制性宪政转型，使日本在政治制度上演化出了“温和的威权主义”，在企业制度上演化出了“法人资本主义”。“温和的威权主义”使政府相对于民间有更强的讨价还价能力，在动员社会资源推动经济发展上具有优势；而“法人资本主义”则使日本形成了独特的企业制度和公司治理结构，进而形成了发展型国家创新的微观机制。这些特点同泛利性政府的存在、收入分配的平等一道，促成了战后日本从传统到现代的成功转型，并塑造了现代日本资本主义的特征。

    三、战后改革与社会治理

    政治、经济领域的改革成果，必然带来战后日本社会的巨变。而这一外在压力所导致的巨变使战后日本社会始终存在现代与传统的纠结。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周维宏教授指出，战后日本社会的发展并不是一条坦途，而是存在第一和第二现代化的压缩发展所带来的扭曲。其主要表现在：（1）个人主义观念的缺失；（2）近代（现代）家庭的出现和瓦解；（3）双重产业革命并存；（4）集中民主政治和分散民主政治发展的并存。

    具体到各个领域，南开大学臧佩红副教授指出，战后日本教育改革的目的实现了从“为皇国”到“为个人”的转变。但这种转变并非单向行进，教育系统的改革依然存在所谓的“逆动”现象。在这种情况下，个人主义的观念体系始终未能在日本社会牢固扎根。而河南师范大学张冬冬老师则认为，战后社会观念的开放以及个人在经济上的独立，使日本女性晚婚和不婚的比例大幅上升。这些都使战后日本家庭在脱离了传统的大家族共居后，紧接着又进入了现代家庭的瓦解阶段，进而带来老龄化和少子化等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而这些社会问题也反过来渗透到了政治领域。最近发生的明仁天皇退位表态就是这一体现。南开大学李卓教授认为，明仁表态背后的原因是皇室陷入了深刻的继承危机，天皇企图通过提出退位来呼吁政府对皇室制度进行改革（包括引入退位制度和女性天皇等一系列问题）。这一政治博弈的背后所体现的正是少子化、女性独立等现代观念与陈旧的代表传统的《皇室典范》之间的矛盾。

    此外，天津社科院周建高研究员对日本灾后居民生活安置及重建等相关制度的研究，山西师范大学的郭小鹏老师对战后城市复兴问题的研究，都为我们从多方面了解战后日本的社会治理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四、战后改革与日本外交

    事实上，对于日本来说，战后初期最大的政治就是处理好与占领国美国的关系。所以战后日本的政治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外交联系在一起的。正如崔世广所提出的三大战后体制中，有两大体制（旧金山和约体制、日美安保体制）都是与外交相关的。

    战后日本政府积极地实践着吉田茂所说的“败于战争，胜于外交”的理念。徐思伟在报告中指出，战后国民党政府一再丧失对日外交战略的主动权，在发现日本开始与美国结盟以图民族复兴时也束手无策，最终使作为战胜国的中国丧失了对战败国日本的处置权。战后日美同盟的形成，其影响是极为深远的。它不仅是我们所看到的日本在美国的核保护伞下得以安心发展经济，还有日本在美国的默许下得以利用其资源进行渐进性的重整军备。南开大学乔林生副教授认为，战后日本在所谓的“无核三原则”政策背后，实行的是利用核电技术及设施，研究并保持其核武器制造潜力的拥核政策。

    冷战的结束，为日本施展所谓的大国外交提供了客观环境。安倍第二次执政后，积极推行所谓的“价值观外交”，在进一步明确了亲美立场的同时，也开始在中国周边构筑包围圈。云南大学毕世鸿教授探讨了安倍政府的对缅甸外交问题。他认为，虽然安倍试图将缅甸纳入其所倡导的“自由与繁荣之弧”，但由于民盟政府具有中立主义的外交传统，且中国在缅甸的发展中拥有不可替代的地位，所以缅甸民盟政府不可能采取对日一边倒的政策。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安倍政府的“价值观外交”确实对中日关系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李若愚助理研究员认为，在中日官方交流不畅的情况下，日本的执政党外交虽然成了双方政府之间的缓冲器，但是在特殊的场合，他们也作为日本政府的代言人出现。所以在当前的中日关系中，中国政府也需防止这一交流成果为日本国内的“双面人”所恶用。

    此外，洛阳师范大学的陈巍副教授对冷战后日本向海外派兵的三大法制：《国际和平协力法》、《反恐特别措施法》、《伊拉克援助特别措施法》进行了探讨，并指出日本的海外派兵大都具有临时立法的性质，但随着派兵的常态化，日本也将推进在相关问题领域的一般性立法。

    战后改革在20世纪后半期曾是国内外学界共同关心的话题。但随着时代的发展，进入新世纪后，这一话题逐渐陷入沉寂，除被一些学者零星提及外，不再引起学界的整体关注。本次研讨会以“战后改革”为主题，并不是旧话重提，而是鉴于当前日本国内政治、经济、社会形势的巨大变化，我们有必要对战后日本的发展史进行再次梳理和审视，以明晰经历改革洗礼的战后初期与当代日本在历史发展脉络上所体现出来的延续性和变迁性。正如武寅研究员所说，在经历了战后数十年的发展后，日本在各方面都面临着再改革的压力。然而，与战后改革的外力主导模式不同，这一再改革要求的出现是日本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结果。我们需要关注的是，在各方面都急剧走向保守化的当今日本社会，战后改革的哪些成果将被保留下来并得以发展，哪些成果将被抛弃，这是我们透析日本未来走向的重要参考，也是本次研讨会召开的重要意义所在。

    本次会议不仅注重问题探讨的深入性，同时兼顾涵盖领域的全面性。所涉及政治、经济、社会、外交四个领域，既自成体系又紧密联系。这样的设定使学者们在探讨各自领域最前沿问题的同时，也了解到了相关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从而对战后改革和现代日本的关系有了一个更加全面的认识，有利于拓宽研究的视野。这也是本次研讨会在议程设置上的一大特点。

    值得欣喜的是，参加本次研讨会的各位代表带来了自己最新的研究成果。通过会上会下的交流，学者们不仅彼此之间产生了思想碰撞的火花，也在会议确定的主题下，找到了不少彼此研究相互联通的契合点。相信本次会议的召开，会对我国的战后日本史研究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