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7月27-29日，由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中国日本史学会共同主办，由《日本学刊》及其他国内重要历史学和国际问题研究杂志社共同协办的“明治维新与近代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南开大学隆重举行。来自日本东京大学、庆应大学、早稻田大学、日本大学、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美国维克森林大学等国际代表，与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吉林大学、辽宁大学、河北大学等单位的150多名学者齐聚南开，共同探讨“明治维新与近代世界”的历史课题。南开大学朱光磊副校长对来自海内外专家学者表示热烈欢迎，对多年来支持南开大学日本研究事业的日本国际交流基金及梅田善美日本文化研究基金表示感谢。国际交流基金代表高桥耕一郎对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举行此次国际学术研讨会倍感欣慰，并致以崇高敬意。中国日本史学会会长杨栋梁教授、河北大学副校长康书生教授分别致辞。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院长刘岳兵教授主持了大会开幕式。

2018年是明治维新150周年。经过明治维新，日本成功地实现了东方后进国家的近代转型，在世界近代发展史上书写了浓重的一页。150年后的今天，中外专家聚集南开，共同梳理明治维新史研究的理论创新和学术动态，系统探究明治维新发生的历史根源、社会基础与国际背景，历史再现明治维新的推动过程、道路选择和社会变革，重新定义明治维新的历史遗产、世界史意义及其对中国的重要影响，揭示国家和社会转型的发展脉络。

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武寅教授以《明治维新带给世界双重震撼》为题发表精彩演讲。他认为：日本民族不甘于听天由命，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文化传统，并养成了开放、进取、应变的民族特征，这成为日本不断追赶世界先进文明的内生动力。大化改新是日本实现跨越式发展的一步，明治维新与大化改新一脉相承的。明治维新的发生有着强劲的内在动力。明治维新带给世界两重震撼：第一个震撼是明治维新创造了东亚史上发展奇迹，使日本成为非西方体系的东亚强国。第二震撼是日本在发展道路上选择了战争模式，不仅给中国等国造成重大伤害，而且造成日本大量的人员、财产损失和精神创伤。日本发动侵略战争并不是被动的、消极应对，而是主动的制度选择。这种战争模式并不是必然模式。明治维新后的政权建设和制度安排，以明治宪法为基础的制度体系，使天皇置于至高无上的神圣地位，使其成为不受司法、议会、政府约束的绝对权威。军部拥有的帷幄上奏权等，最终把日本引入战争。战争并没有给日本带来繁荣，而是将日本引向崩溃、灭亡，最终回到明治维新的原点。历史不能假设，但未来可以规划。150年的明治维新带给我们的启示是：未来掌握在自己手中，在迈开脚步之前，一定要考虑未来。

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ICA）理事长、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北冈伸一从明治维新的时代定义、研究范畴的变化等视角，系统梳理了明治维新论的理论变迁及其学术论争，他在分析江户时代历史遗产的基础上，着重论述了明治新政权的政策走向、下级武士的阶级行动和走向立宪政治的制度构建过程。北冈伸一认为，明治维新留下的制度体系存在着不完善的地方，但明治时代的政治家灵活加以应对和修补，然而，后来的日本领导层却未能灵活掌握明治维新的制度成果，并最终将国家引向了战争的深渊。

中国日本史学会会长、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中心主任杨栋梁教授认为：明治维新是日本政治的一次权威重构。1853年佩里叩关后，日本社会步入近代转型的动荡期。1858年对外签署通商条约和将军继嗣问题的同时发酵，导致德川幕府独裁统治动摇，由此拉开了权威解构的序幕。围绕开国还是攘夷、佐幕还是倒幕等重大问题，幕府、朝廷、地方实力派大名、下级武士等四种势力之间的博弈波诡云谲，结果以下级武士成功策动“王政复古”政变为转折点，幕府灭亡，明治政府登场。此后，新权威的建构从实现中央高度集权起步，经过政府内部近代派与守旧派、近代派中渐进派与激进派之间的抗争，政治路线上明确了治国理政的方针和途径，组织路线上“纯化”了寡头政治的构成，最后以立法形式确立了以近代天皇制为载体的权威。明治维新研究，既要厘清国家权力重构的显在主线，更要阐明以“顺天应人”为依据的权威这一制约权力重构的潜在主线，若此方能把握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抓住事物本质及其发展规律。

东京大学名誉教授三谷博认为，明治维新是19世纪世界发生的最大规模革命之一。明治维新是人口大国日本的一次重要转型，它实现了以近世武士为核心的世袭身份制的解体，并模仿西洋不断启动改革。在比较法国革命、俄国革命和辛亥革命的基础上，三谷博认为：“矫正社会的偏差，不是必须打倒君主，也不是必然大规模使用暴力。相反，即使打倒君主制，其后也往往出现专制体制”。被解放的暴力往往导致长时期的内战或内部纷争。明治维新带来的变化不仅限于国内，对东亚国际关系也有重大影响。从明治维新政府的对外政策看，对外侵略并不是明治维新的直接后果，明治政府主要侧重国内经济开发。日本对外侵略是在经济条件改善后开始的以国家为对手的战争道路。

北京大学宋成有教授从国家神道伦理的视角，分析了明治维新的伦理精神。他认为明治君臣一手打造的国家神道及其伦理，是明治维新伦理精神的主要来源。明治维新“一新”与“复古”兼具的双重性格问题，尤其是“王政复古”与神道的互动、相应举措等问题值得关注。日本创设国家神道的精神文化土壤极其深厚，神国论、皇国论、武国论成为明治政府倡导国家神道的理论渊源。维新期间，国家神道伦理精神渗入其中，与明治维新的伦理精神浑然一体。两者一而二，二而一。明治维新之所以呼唤国家神道，维新精神伦理精神之所以与国家神道伦理精神浑然一体，均与维新的日本特色密切关联。强化国家神道伦理的手段是通过非宗教化的国家政策，国家神道精伦理的无休止灌输无疑饮鸩止渴，并最终引导日本帝国走向总破产。

东北师范大学周颂伦教授在系统梳理明治维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系统分析了“尊王攘夷”运动的行动轨迹和思想价值。精英武士领导的倒幕战争大获全胜，是以下级武士屡屡发动的“尊王攘夷”行动为基础的。日本人的这种国家意识，是以民族主义为特色的；而这种民族主义是以神授国家至高无上性为意识形态的。鲁莽的攘夷为精英的倒幕搭建了表演的舞台。“一君万民”的近代国家形成，结束了长期半统一半分割和锁国的政治局面。天皇的功能，就是源源不断地为国内建设和发动对外战争提供精神驱动力。明治维新将千余年的日本历史承上启下地连结起来，至今仍可在日本的种种政策行为中觅得在天神国家思想支配下的民族冲击力。 

日本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泷井一博教授主张，明治宪法具有重要的世界史意义。1889年制定的大日本帝国宪法是东亚历史上第一部立宪主义的宪法。从非西洋国家采用西洋立宪制度和引入议会政治上说，是一场世界瞩目的历史实验。从明治维新到今天，日本虽然经历了战败，但立宪主义基础上的议会制度却得以维系。这一方面有利于日本的发展，但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政治困难。因此，重新探讨日本近代150年的历史轨迹，对立宪制度的正负遗产进行理论化探索，成为日本历史学的国际课题。

美国维克森林大学（Wake Forest University）罗伯特（Hellyer Robert）副教授的报告为《从中国学习，向西洋贩卖——文明开化中的中国技术》。他一反传统日本研究中关于文明开化的研究视角，专门探讨了中国技术在近代日本文明开化中的重要作用。他认为，日本在茶叶出口过程中，西洋贸易商、日本茶叶生产商、明治政府高官等严重依赖中国的茶叶生产技术。对于文明开化及19世纪后期世界市场来说，茶叶贸易对于增强日本的国际地位和构建对北美的新型贸易关系具有重要作用。罗伯特强调：从日本茶叶出口产业中可以得知，应该超越这种“学习西洋”“脱离亚洲”的思维惯式，基于多视角、国际性来思考日本国家的形成。正是因为从中国获得的知识，才构建了日本的通商关系。

此次会议共收到学术论文68篇，学者们经过两天的集中讨论，使国际明治维新研究达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与会者一致认为，此次明治维新会议是继20世纪80年代中国“明治维新再探讨”之后一次重新探讨。对于明治维新的研究，已经不仅仅是对其进行革命、改革、分期等定性研究，而是更加侧重实证、全方位的多角度研究。其研究深度、广度、视野和方法都取得了较大程度的提高。刘岳兵教授在闭幕辞中指出，一种社会现象一旦成为历史现象，对其性质的探讨、原因的分析、过程的把握、影响的研究，无论是对史实的挖掘还是对现象的理解，都会随着历史的发展，出现各种各样适应不同时代特色和需求的方面和解释。明治维新这一历史现象，已经历经了150年，它对日本、对东亚，甚至对世界历史所产生的巨大影响，现在到了可以冷静分析的时候了。本次研讨将会对明治维新研究和日本近现代史研究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