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稿）北京8月10日电　题：近代日本的协调与孤立

作者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东北亚研究中心特聘教授，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周颂伦。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文论》供本网特稿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东北亚研究中心特聘教授，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周颂伦在《日本文论》2019年第1辑（总第1辑）发表《近代日本国粹与国际的路线之争》（全文约1.3万字，第148—161页）。

周颂伦认为，明治维新40多年后，日本的政党政治出于现实而功利的考量以求保住“既得利益”，同时由于无法同民族主义与共产主义混杂的反侵略意识形态抗衡，最终导致日本选择了国粹路线而没有选择非战和和平的国际主义路线。

1933年3月27日，鉴于李顿报告书对“九一八事变”的判断，日本代表蛮横地宣布退出国际联盟，他指出，国际联盟调查团“认为日本军队的行动并非属于发动自卫权，还轻视中国方面恶化该事件前后之紧张状态，不认为中国方面负有全部责任，无视满洲国成立之真相。（中略）帝国政府相信与联盟继续合作已无余地，根据联盟章程第一条第三项，帝国通告从国际联盟退出”。这种孤立主义的做法，直到旧金山和会日本彻底认输而被国际社会重新接纳才告终止。

二战后日本社会在反省发动战争的“失误”时，都不约而同地认为日本之所以走上战败不归路皆在于军部的“独走”，各方面都提到，政党政治所执行的“协调外交”最终被否定使日本失去了一个极好的选择机会。近代日本所遭受的最致命的“麻烦”，除了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之外，便是美国总统威尔逊在凡尔赛和会上发表的“十四点计划”，此后美国便通过对日本的遏制，不断地提高在世界政治中的话语权，并最终在二战后确立了在世界上的霸权。首先安排好一个意识形态的制高点，随即自动登临，接着开始对旧秩序指手画脚、实施攻击，背后不断地增强和扩大军事优势，顺从者可沾得“恩给”，对不服者则“拳脚相加”。直至百年之后人们才看清楚：通过包括正义在内的美好许诺——声称对正义与否的“奖励”或恫吓——获取巨大战略利益，这才是美国的战略逻辑。在这个战略实施的初期，的确充满着无限“魅力”，美国站在公开外交和尊重主权独立的制高点，在华盛顿会议上把日本设定为攻击瞄准的对象。

面对这一局面，曾有过在美、英、荷等国任外交官经历的币原喜重郎以其民政党内阁外相的身份，在第50回议会发表就职演说称：“观察世界人心之趋向，国际争斗的时代逐渐过去，国际协力的时代到来已不容置疑，舆论通常将此新倾向称为国际主义，并认为此同国家主义不相容，与本国之利益相悖。所谓国家主义者意在以一国之专横面对其他列国，唯迎合自己之方便。如现今之大势，与如此国家主义不能相容乃是明了的。（中略）一国勿论国力如何强大，财力如何丰富，若凭此而专横于列国之间，最终难免失败之悲局。”币原的这番话，同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精神相一致，是当时日本政坛的理性派对此前自私的侵略主义的自省和自敛。币原明白美国战略的焦点在于亚太特别是中国局势，故在帝国议会发表演讲说“等待支那国内和平统一的国情改善，支那国民自身之觉醒和努力。坚定地谋图两国国民之完全谅解，促进两国文化经济之发展，充分尊重华府会议签署的诸条约及决议之精神，并以此考虑对支政策之必要措施”。民政党内阁及币原外相所推行的协调外交之“协调”，其原意是主张在不引发美英等国反感的前提下维护日本的既得利益，尽管其局限性十分明显，但有利于缓和日本与国际社会的紧张关系，对延缓日本因对中国关系而与英美等国急速滑入敌对状态，还是有些许积极作用的。币原在1924年、1929年两度就任外相，累计时间约6年，他试图解决或改善的事态并未见根本性的变化。1929年11月他所信任的驻华大使佐分利贞男回国述职期间不明不白地“怪死”于箱根的富士屋旅馆，似乎就象征性地说明了这种国际协调在日本备受质疑，是行不通的。

除了协调外交的国际主义路线外，战前日本也曾有过和平路线的国际主义。如果说协调外交不过是与英美等帝国主义的霸权压力相适应的话，那么这种和平构想却分明带有西欧人权与民主理念初始时期的纯然性。这种国际主义在战时受到排斥，即便在战后日本的战争反省中，也并没有得到太多重视。

与社会主义者幸德秋水的“非侵略主义”和基督教信仰者内村鉴三的“小国主义”不同，在大正民主运动中，活跃着由《东洋经济新报》的主笔们所倡导的“小日本主义”。该主张以基于经济合理主义的国家战略论和新自由主义为根基，在哲学层面主张克服自由放任主义，节制欲望；在经济层面主张自由贸易和生产分工利益，注重国内生产力发展；在政治层面批判帝国主义，主张放弃殖民地，实行世界范围内的“门户开放”政策。1910年起，植松考昭在美国自由党系政治家的影响下，主张应避免殖民地统治而导致的政府财政负担；1911年三浦铁太郎从经济、国防、外交、政治各方面综合考虑，提出放弃殖民地的“小日本主义”主张。从1913年开始，石桥湛山以“我殖民地财政与国库的负担”为题，进行数据调查统计，借以说明放弃殖民地的必要性。一战中他向社会呼吁，好战言行会使战争无休无止，破坏经济、牺牲人口、丧失国际信誉、恶化国民生活，“终止在亚洲大陆扩张领土，应当趁早放弃满洲”。“小日本主义”等于“小国主义”，为实现这一点要从放弃殖民地开始做起。

非战及和平主义路线，当然是回避欧美压力的最好选择。其近40年断断续续的发展过程，时常被淹没在国家主义、国权主义的喧嚣之中，但其反战的呼声一直没有停止。这种成本低、境界高、目标远大的思潮，内含对纯然人文精神的崇敬，但一直没有得到社会普遍的呼应，官僚、政客甚至大部分民众，基本将其视作“妄觉”，轻蔑待之。而政党政治的“协调外交”，弱点是十分明显的：一是现实而功利的考量，认为无法同美国力量较量，退而求其次，用柔软斡旋来保住“既得利益”；二是无法同民族主义与共产主义混杂的反侵略意识形态抗衡，在现实外交场合左右支绌、漏洞百出。法西斯分子上下串联，接连发动政变和暗杀，在“圣意”的口实下，用超法律力量将政党政治推倒，社会舆论也无条件地服从于“爱国神话”，甚至体育教师对做体操的学生们讲“你们的身体不是你们的，是天皇陛下的”，大阪的小学生将用正楷写下的500个“忠孝”字样的锦帜送给参与“九一八事变”的陆军士兵，“协调外交”被大部分国民斥为软弱辱权，在国粹思想和相关行为面前，属于国际路线的“协调”或“小国主义”不堪一击。国粹路线对国际路线的排斥，是日本选择“孤立主义”的思想背景。（见《日本文论》2019年第1辑第153—1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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