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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颂伦:近代日本的欧化与国粹

作者:周颂伦     时间:2019/8/27 17:03:08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东北亚研究中心特聘教授,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周颂伦在《日本文论2019年第1辑总第1辑)发表《近代日本国粹与国际的路线之争》(全文约1.3万字,第148—161页)。

 

周颂伦认为,明治初年的文明开化、大正政变开启的大正民主以及政党政治,是近代日本三个国际化时期,日本所取得的发展为世界所认可。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法西斯主义乃至发动太平洋战争,是近代日本国粹思潮泛滥时期,日本一直试图用不断扩大战争的手段来摆脱危机。三个国际化时期和三个国粹化时期交叉间隔,国粹化无情地消耗了国际化的发展成果。国际化或国粹化对国家政策的牵引和造成的倒退,是值得汲取的教训。

 

对于近代日本来说,西洋的人文精神和哲学思想范式固然充满着魅力,但舶来器物的使用价值因直接作用于日常生活,其直观性和有效性的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引导人们对支撑器物先进性的原因做更深入的思考。在异文化接触与交融的场合,一旦本土文化感受到异样的新奇和效用,通常会带动“模仿热”,这一现象也在明治社会风靡一时。牛肉被称为“开化的药剂”,不食牛肉不开化,喜欢用蹩脚英语谈论时事,随着大街配上瓦斯路灯、蒸汽火车的开通、电报电话邮局的兴起,《断发令》颁布和洋服时尚,代替和式“榻榻米”的洋式住居也开始进入民众视野。更为重要的是,有关立宪政治的议论频发,欧式机车、轮船和纺机受到啧啧称赞,西式农场农校也在各地建成。对这种欧化风潮,伦敦评论日本这个岛国可能会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而李鸿章则对来清谈判的日本公使森有礼问道,日本如此一味模仿,改风易俗,“难道一点不感到羞耻吗?”

欧化风潮可谓带有若干强制性国策的味道,这种情况愈演愈烈,终于在明治20年(1887)之后达到了高潮。1878年发生英国商人走私鸦片却被英国领事判决无罪事件;1879年德国商船无视日本政府因防止霍乱流行而颁布的外来船只必须检疫的通告强行入港。日本国内撤废治外法权的舆论一时高涨,时任外务大臣的井上馨决心将修改不平等法权作为任内头等大事。修改不平等条约必须让别国承认日本也是文明国家,日本必须做出文明姿态。井上于1880年正式提议兴建俱乐部式的“外国人接待所”,冠名“鹿鸣馆”,馆址选定原萨摩藩藩邸所在处(今帝国饭店傍邻)。1883年鹿鸣馆落成,此后,招待各国外交使节的假面舞会接踵召开,政府大臣携夫人、女儿与使节及其夫人在舞池翩翩起舞,许多接受过专门训练的艺伎充任舞女伴舞。被称为鹿鸣馆外交的舞池交际,习惯穿和服的明治女性与素不相识的外国人相拥而舞,却未收到好的效果,日本与别国的修约谈判依然屡遭挫折,井上因此引咎辞职。

鹿鸣馆所代表的欧化风潮,“完全是由上流的为政者阶层洋气十足的趣味激发起来的”。这在“人欲与道德”争论中无条件地排斥自然欲望也有若干正当性的传统文人看来,无疑乃自取其辱的“文化自杀”行为。三宅雪岭、志贺重昂、陆羯南自发地站在欧风的对立面,倡导国粹保存运动。

明六社成员大声向社会宣称的“文明”“开化”,仔细考察这种概念的形成过程,不难发现是从充分欲望中提炼的。田口卯吉在《日本开化史》中所言:“让伦理之情滋长即私利心。”欧化人士为摆脱“野蛮”和“未开化”而追求精神、制度的进步,却无意中陷入了模仿的泥淖,导致欧化悲喜剧的发生。国粹主义者目睹此类现象,必有不齿感,一律视为丧风败俗之“假丑恶”。这种在思想文化领域内的对立,其基本性质是文明—模仿—国际与传统—固守国粹之间的对立,在后辈学人们看来,并不能以孰优孰劣来分高低。对立双方各自本身都存有合理和非合理的两面,这种现象在许多国度向近代转型时期都曾存在过。

这种“国际”与“国粹”的对立,固然不能在纸面文字上见到输赢,但依笔者看来,仍然有见证高低优劣的事物存在,试举一例。

自明治新政府成立以后,制定和颁布宪法一直是明治政坛最核心的话题。1873年11月,在木户孝允提出开明理念尽显的“政规典则”想法后,大久保利通向伊藤博文等教示《关于立宪政体之意见书》,内中提到的顾虑,是鉴于法国革命的“民主暴政”、结党聚类造成国家政治土崩颓败,必须制定“确乎不拔之国宪”,实现依“我国土地风俗人情时势”,树立“君民同治之政体”。1881年所谓“明治十四年政变”之后,制宪成为迫在眉睫的头等政事。完全承继大久保构想的伊藤,于1882年3月率团渡欧开展制宪调查,根据考察所感,认为在立宪政治运行过程中,为避免严苛的法治主义,必须将精神工具作为缓和剂来使用,日本一旦立宪,只有将天皇大权作为“机轴”。他在《起草大纲》中写道:“若无机轴,任由人民妄议政治,政统法纪尽失,国家亦随之灭亡。(中略)在我国可为机轴者,唯有皇室。是故,本宪法草案专意于此,尽力尊崇君权可为束缚或勉事之用。”可见,大久保“确乎不拔”的理念,在伊藤手中就是将“天皇大权万世一系”写入宪法,将古代国家敬天信神、恪守祖训的忠于国家的伦理,作为束缚和控制议会政治实施后可能出现的“妄议”局面之用。此后日本近代政治史的发展过程表明,依赖天皇大权实行立宪政治,是行之有效的好办法。《教育敕语》和《军人敕论》均以天皇名义颁布,其对天皇神圣权威的借用,与《大日本帝国宪法》的政治技巧是首尾贯通的。

立宪主义曾是国际政治的标准元素。天皇神权是日本国粹的核心。日本之举在于取国际之外形,行国粹之内实。外形之用在于在近代世界立足,亦可避免古代政治一人之下皆为奴隶之旧辙;内实之用在于一旦发生政治分裂可凭此收拾危局。但内实之用往往在最关键时刻显现功能,是人们有目共睹的。天皇大权不仅可用来安抚人心,亦可以将兵马大权笼罩保存。关于这一点,在此后日本连续发动战争的历史中清晰可辨。(见《日本文论》2019年第1辑第149—153页)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文论》特稿,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如需转载,请注明作者姓名及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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