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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日本学刊》2013年第2期，第六届《日本学刊》优秀论文隅谷奖一等奖）
内容提要：美国政策因素与中国和平崛起一道构成驱动亚太局势的两大自变量，也是影响日本战略走向与空间的主要外部因素。奥巴马政府“重返亚太”，加剧了地区大国博弈，也为日本推进战略转型提供了重要机遇。其第二任期内“亚太再平衡战略”面临调整的预期、全球化时代背景下中美和中日关系的两面性以及美日之间利益与立场的差异，决定了美国“重返亚太”对日本战略影响的复杂性。日本将在充分借助美国政策的利好作用推动“全面正常化”转型的同时，战略上趋利避害，加紧自主防务能力建设，以强化政治自主、预留未来空间。
关 键 词：美国战略调整 重返亚太 日本“全面正常化” 美日同盟
作者简介：杨伯江，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D83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874（2013）02-0003-13
一 美国“重返亚太”及其失衡
“重返亚太”是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对外战略最重大的一次调整，按官方设计全面覆盖外交、经济、军事以及文化、意识形态等多个领域。但2010年后在与东亚安全局势的互动中，实施过程明显偏移。
（一）从“重心东移”到“战略再平衡”
冷战结束之初，美国全球战略重心的东移即露端倪。1993年7月，入主白宫刚半年的克林顿即提出“新太平洋共同体”构想。1995年2月，美国国防部发表《东亚安全战略报告》，强调东亚对美国的重要性日益上升，已成为美国三大战略相互交织的“战略链”。1998年11月国防部《东亚太平洋安全战略报告》重申“重视亚洲”的战略思路，强调重心东移的方向不变。但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打断了这一进程。小布什在8年总统任期内专注于反恐和伊拉克战争，特别是到执政后期，“忽视亚洲”成为民主党及众多智库对其外交安全政策的主要攻讦点。
奥巴马政府上台后，美国战略重心东移进入实质性操作阶段，亚太战略目标也重归“防止地区大国或国家集团崛起、挑战美国主导权”的原点。2009年7月，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出席东盟地区论坛时高调宣布，美国将“重返亚洲”，加强在该地区的存在和参与。2010年1月，克林顿在夏威夷就美国亚太地区政策发表演讲，进一步将重返的范围从亚洲扩展到亚太，强调“美国的前途与亚太地区的前途紧密相连。”[①]
2011年11月，奥巴马在澳大利亚议会发表“太平洋轴心”演讲，强调亚洲对美国经济复苏至关重要，美国将集中精力应对即将到来的“亚洲世纪”；宣布美国将把军事重心从中东转向亚洲，把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定为“最优先议程”。宣称“在如今战争结束之际，我已经要求国家安全团队将亚太任务列为最优先议程。削减国防经费绝不会影响到在亚太地区的任务。美国在这一地区长期的利益意味着，我们将长期致力于这里。”[②]2012年6月，防长帕内塔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宣布到2020年，美国战舰的60%将部署在太平洋。“再平衡”重在军事，是对重返战略的进一步充实和具体化。
（二）提升倚重区内盟国安全作用
美国重返亚太的战略目标及政策框架涉及经济、军事等多个方面，志在“全面重返”。2011年11月克林顿曾在《外交政策》杂志撰文——《美国的太平洋世纪》，就如何实现重返归纳了六条“关键方针”，实为政策路径设计：（1）强化双边军事同盟；（2）深入发展与新兴大国的关系；（3）加大参与地区多边组织；（4）拓展贸易投资；（5）加强军事存在；（6）促进民主人权。[③]但实际上2010年以后，随着东亚地区热点轮番发作、发酵，包括天安号事件、南海争端、钓鱼岛海域非法抓扣事件、延坪岛炮击等等，加之日本“3·11”复合型灾难及美国对日“友情”救援行动，美国重返的步伐开始跑偏。
2010年2月，奥巴马任内首份国防部《四年防务评估报告》（QDR）出台，将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定位为美国在亚太的“关键盟国”，称中国、印度的兴起“将重塑国际体系”。“美国在继续担当主角的同时，必须加强与主要盟国及友邦国家的合作，以构建与维持和平安全。”在亚太地区，“历史性的条约联盟依然是我们军力存在的基础”，美国将“同日本、韩国等盟国紧密合作，促进共同计划的执行，共享建立双边、地区性、全球性联盟的意愿，增强联合遏制和防卫能力”。报告强调，美国“将鼓励盟国和友邦国家提高自己在安全事务中的地位”，“在地区常规多边安全合作中发挥更大的作用”。[④]奥巴马“太平洋轴心”演讲也重申，“在日本，我们的联盟依然是地区安全的基石”。
纵观奥巴马第一任期，“克林顿六条”中，除“加大参与地区组织”有所斩获（美国2011年成为东亚峰会正式成员，实现了地区机制上的“重返”）外，进展最明显的当属“加强军事存在”、“强化双边军事同盟”特别是美日同盟。“拓展贸易投资”所获不多，美国与最大的“新兴大国”中国关系复杂化，竞争面上升。美国要“全面重返”，但现实是重返得既不全面、更不平衡。
（三）重点打造东南亚与第二岛链
在经济、军事各领域之间，美国的重返不是齐头并进的；就军事领域而言，对亚太地区各个次区域的重返也并非等量齐观，而是更集中在东南亚。这是一次不平衡的“再平衡”。
美国战略精英层认为，美军自上世纪90年代初撤出菲律宾基地以来，对该地区一直缺乏足够的关注与经营，导致防务空白，这给了中国战略渗透之机。中国选择此方向作为崛起的突破口，力量的对外拓展更多地体现于该地区。在东北亚，恰恰是20年来朝核等安全热点的反复发作，促使美国的经营不曾中断，“美国主导的安全秩序”得以维持。台海两岸关系自2008年后也大幅缓和，走向和解合作。更重要的是，“在过去几十年持续紧张的局势下，我们应对朝鲜半岛和台海这两个热点的相关行为都变得范式化，这样它反而能够被人们所预测”。“由于美国一直在做准备，所以，在这两个问题上不会出现中美之间的冲突”。[⑤]
相较之下，东南亚因其安全局势的不确定性、“不可预测性”，而成为美国重点关注及强化部署的对象。奥巴马政府在外交上着力加强与区内国家的战略关系，包括修改小布什政府的立场，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在军事层面，重新强化在该地区的存在感与主导权，包括从冲绳部分撤军，回守关岛、巡防菲律宾、常驻澳大利亚北部靠近东南亚的达尔文地区。
2010年美国QDR首次将东南亚国家明确划为三类，显示了在军事防务上对这一地区的空前重视：（1）正式盟友（formal allies，菲律宾、泰国）；战略伙伴（strategic partners，新加坡）；（3）可预期的战略伙伴（prospective strategic partners，印尼、马来西亚和越南）。美国要加强与“正式盟友”的关系，深化与“战略伙伴”的合作，同“可预期的战略伙伴”“发展新的战略关系”。四年前，美国同类文件只是笼统地将“一些东南亚国家”定位为“潜在的战略伙伴”（potential security partners），更没有具体定位其防务战略角色[⑥]。
在“太平洋轴心”演讲中，奥巴马特别提及，美国正日益加强在东南亚的军事存在——“与印尼在打击海盗和极端势力方面一直维持着伙伴关系，与马来西亚共同致力于防止大规模武器扩散”。“在泰国，我们在携手实施灾害救援，在菲律宾，两国的军舰互访和军事训练更加频繁”。美军将在新加坡部署军舰，并将与越南、柬埔寨展开更紧密地合作。奥巴马访澳期间，两国签署新军事协议，确定美军将在达尔文部署2500名海军陆战队士兵。
二 当“再平衡”遭遇“再平衡”
美国重返亚太有其战略必然性，而且随着从阿富汗全面撤军，今后对该地区的关注度或将进一步上升。同时，针对重返造成的“负产品”，奥巴马政府将在第一任期试错基础上，对“再平衡”进行“再平衡”，以期战略意图与政策效果的统一。
（一）军事重返与经济重返的再平衡
奥巴马第一任期对亚太地区的军事重返最为强势，但也面临调整，而调整方向是与经济平衡、协调推进。这一是由于军事“独走”并未明显增进美国的地区战略利益。美国在军事上加大对亚太的投入，最终需要在经济上增加“产出”，进而在国内政治上有所回报；二是在东亚地区固有矛盾激化的背景下，美国的做法等于向区内盟国发出了错误信号，放任甚至纵容日本、菲律宾等在涉华海上争端中主动挑衅。地区局势的“不可预测性”由此增加，蕴含着失控的危险。
经济商业利益始终是美国重返战略的基本着眼点。2010年３月奥巴马提出“国家出口倡议”，矢言五年内贸易出口翻番、在国内创造200万个就业岗位。与该倡议一脉相承的，是奥巴马政府积极推动建立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2008年金融危机后东亚地区合作出现新一轮深化，美国对由中国主导、日本扮演重要角色形成“东亚经济圈”前景的担心与日俱增，力图主导构建“亚太经济圈”，将前者覆盖其中，而具体设计就是TPP。
2013年美国将在巩固军事重返成果的同时，重点推进经济重返，而焦点是推动TPP谈判取得突破。TPP谈判已进行了两年多，由于门槛过高、各方利益难以协调而迟迟未获突破。2012年11月“东盟 6”（中国、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宣布启动“地区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谈判，预计2015年底完成谈判并投入运行。而且其中包括六个参加TPP谈判的国家。
面对来自RCEP的挑战及中日韩FTA谈判的重启，美国将2013年视为“决定TPP生死的关键之年”。为防止参与谈判方失去信心、转向RCEP，美国不仅需要展开高效的多边协调，而且需要就协议内容做出实质性让步，争取在10月亚太经合组织（APEC）首脑会议之前完成谈判，并将RCEP的多数成员拉入其中。
（二）东南亚与东北亚的再平衡
经过强势军事重返，美国驻亚太地区四大基地群中，除东北亚外，东南亚基地群、关岛基地群、澳大利亚基地群均有不同程度加强。而刚刚经历了各国政权交接期的东北亚，地区矛盾呈现新一轮激化势头，美国无法掉以轻心，需抽调相当资源强化关注与部署。
首先是朝鲜半岛南北方之间、大国之间战略竞争加剧。朝鲜发射光明星3号、实施“水平高、安全、完美”的第三次核试验，引发地区局势紧张。韩国延长导弹射程、“罗老号”最终上天，朝韩关系紧绷。1月27日，中国与美国同日进行陆基中段反导试验，日本“一箭两星”，将“雷达四号”间谍卫星和光学实验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各国围绕火箭技术、导弹技术激烈角逐，日韩国内出现“拥核”声浪，东北亚地区军备竞赛蕴含升级危险。
二是以日本为焦点的岛屿之争。日本与邻国之间普遍存在的领土争端若持续发酵，地区局势的不可控性、“不可预测性”将随之上升。从美国角度看，日本“情绪化地自陷于”周边领土争议与民族主义对抗，将加剧自身的政治孤立，增大其强化地区安全作用的阻力，最终难以对美国重返亚太发挥战略支撑作用。[⑦]2012年8月中日钓鱼岛争端加剧之际，美国重要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推出《美日同盟：亚洲稳定的基石》政策报告，集中显示了美方对日本现状的这种忧虑。
三是对日韩关系的悲观预期。奥巴马政府一直力推美日韩三边安全合作机制化，实现美日同盟与美韩同盟的战略对接。日本试图与韩国签署两项军事协定而功亏一篑。2012年日韩矛盾因岛争及历史问题再度激化。安倍复出后，在慰安妇问题、修宪、竹岛（韩国称独岛）问题上难掩右倾鹰派本色，日韩摩擦随时可能再度激化。在美国看来，日韩交恶将打乱其整体战略部署，削弱同盟体系内的军事和防务协调[⑧]，导致同盟整合“1 1>2”的预期效果逆转为“1 1<2”。
（三）同盟战略与对华政策的再平衡
“美中协调合作”与同盟战略堪称美国维护地区战略利益的“双轴”，而奥巴马政府在提升区内“关键盟国”安全作用的同时，却付出了中美互信严重受损、关系竞争面上升的重大成本。如何在二者之间平衡兼顾，是奥巴马第二任期对亚太战略的一大课题。
从历史上英国的“光荣孤立”到战后美国的“离岸平衡”，抑强扶弱、“拉二打一”是霸权国家推行地区战略、维护利己平衡的不二法门。从中国长线崛起、美国战略局促的大趋势看，谋求对华多边制衡是美国基本考量之一，重返亚太明显带有“中国指向性”。但是，中美之间遍及全球的共同利益、经济高度相互依赖，以及美国要解决地区安全问题不得不借助中国的现实需要，又使美国的对华制衡本身备受制衡，难以做到“痛快淋漓”。
2012年中日钓鱼岛争端为考察美国在中国、盟国之间的这种“两难困境”提供了重要案例。一方面，争端无疑被美国当做了军事重返的着力点。日本社会的民族主义亢进、对“中国威胁”的感受使美日同盟的强化变得顺理成章，也减小了美军向驻日基地部署尖端战机的阻力。很明显，在重返战略的棋盘上，美国把日本作为对华多边制衡的一颗关键棋子；在美日之间，又把钓鱼岛问题作为操控、引领日本的一个重要杠杆。但另一方面，随着中日矛盾持续激化，美国对双方海上或空中“擦枪走火”的忧虑上升，开始对中日两国同时施压，以防局势失控。美国对钓鱼岛问题的官方立场——（1）对主权归属不持立场，（2）适用于美日安全条约第五条以及（3）中日以和平谈判解决问题，其中（2）是对中国的“威慑”，（1）、（3）则是对日本官方立场——“无争议”、“无谈判余地”的直接否定。
美国要借钓鱼岛争端为重返亚太布局，也要为主导中美日三角谋势。“帮助”中日关系保持“紧张而可控”状态相对最有利，因为在这种状态下美国手中的战略筹码才最具功效。相反，“中日武力冲突”首先将直接损害美国的经济利益。中日作为世界第二、三经济大国，冲突升级将“激起具有全球影响的经济破坏作用”，而对美国来说，“条约义务固然是严肃的，但和平与繁荣是更远大的目标”。其次，“中日武力冲突”将陷美国于战略困境。盟国日本遭到第三方军事攻击，美国负有协防的条约义务。但美国若选择卷入对华武力冲突，势将被迫承担它所无法承受的战略成本；而若拒绝卷入即拒绝履行条约义务，它在东亚西太平洋的五个双边同盟就面临崩盘。[⑨]
总之，日本、钓鱼岛都是美国战略棋盘上的重要砝码，美国基于形势判断，适时适度地对其或抬高或压低，以在亚太局势、中美日关系中掌握动态平衡，维护主导地位。奥巴马政府推迟安倍访美、以及拒绝日方借美日首脑会谈场合宣布行使集体自卫权、美日共同呼吁中国对钓鱼岛争端“保持理性”的要求，即是美方刻意压低砝码的最新表现。
三 日本走向“全面正常国家化”
美国“重返亚太”出现于日本“全面正常国家化”启动之际，对日本的战略转型具有明显的助推作用。但鉴于重返战略及其调整的复杂内涵，日本将在最大限度地对其“为我所用”的同时，以强化自主防卫力量为基础，借增强政治自主性确保未来战略空间。
（一）借力美国因素推动战略转型
上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总量超越苏联，成为世界第二[⑩]，期间在“经济能量政治化”法则驱动下，战略精英层先后提出日本要在世界政治中强化发言权以及成为“正常国家”[11]的目标，意在摆脱战后体制、增进国际权力。继90年代确立“入常”目标后，以首次安倍内阁将防卫厅升省为起点，日本“正常国家化”进程进入全面展开阶段，核心是要成为有强大军事能力做支撑的“正常国家”。其内涵是（1）将“军事强国”指标纳入“政治大国”目标体系中，使“正常国家”概念更为彻底、完整；（2）针对战后吉田茂路线塑造的特殊的国力结构，重点强化军事防务能力的短板；（3）在传统经济外交、“战略性外交”之外，将安全军事手段纳入实现国家目标的政策体系；（4）在安全战略中，大幅提升传统安全要素的比重。
与推动“正常国家化”的上一阶段相比，日本战略转型的关键可以归结为两点：一是成为什么样的“正常国家”，是否包含“军事正常化”；二是用何种手段成为“正常国家”，是否包括安全军事手段。上世纪90年代日本学者猪口孝曾概括说，就日本要在国际社会赢得“体面的地位”这一点而言，日本国内不存在分歧；但就以何种方式赢得这种地位存在分歧。这是对当时日本国内战略论争的形象描述。与此对照，日本国内如今已经具备“为了和平而展开行动的意愿”，并在此基础上开始向突破另一个“战后和平主义的缺陷”——“不愿为了和平而使用军事力量”迈进。[12]
“对外因应性”是日本对外战略的一贯特征[13]，就战后、冷战后而言，美国战略和政策无疑是最直接、最具影响力的外部因素。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尼克松政府旨在“战略收缩”的“新亚洲政策”即触发了战后日本防卫政策的一波“跃起”。2000年10月，美国国防大学国家战略研究所政策报告《美国与日本——走向成熟的伙伴关系》,主张重新明确美日同盟是美国亚太战略的基石，建立平等的美日关系，双方从“责任分担”转向“权力分担”。受此影响，三个月后上台的小布什政府确立了“政治上提升地位、战略上加大利用”的对日政策基调，强调提高美日防务合作水平，促使日本放弃“专守防卫”政策、放行“集体自卫权”。美日两国就推动同盟扮演“活跃的地区和全球安全角色”达成一致，小泉内阁借国际反恐推动国会通过多个“有事法制”相关法案、加紧向国际安全领域渗透。
奥巴马政府“重返亚太”发生在日本谋求“全面正常国家化”过程之中，对日本战略转型无疑具有关键性助推作用。2012年8月美国CSIS《美日同盟：亚洲稳定的基石》政策报告，从执笔者——前副国务卿阿米蒂奇与前助理国防部长、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及报告基调看，它凝聚了民主、共和两党共识，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美国官方政策。报告论证的核心议题是，在中国崛起和奥巴马政府“重返亚太”背景下，美日如何加强同盟。报告给出的建议是，为使同盟更为有力、有效，日本需要根据美方思路与步骤尽快完成战略与政策调整，包括增加军费、加强军备、放行“集体自卫权”、明确对同盟的军事防务责任、在“空海一体战”构想中更有效地配合美国[14]。报告列举的这些“建议”与民主党野田、自民党安倍两届内阁的现实政策惊人地相互吻合，也预示着下一步日本在外交安全领域的政策方向。
（二）重点增强军事防务能力
美国重返亚太给日本战略转型提供了重要机遇，而军事防务领域恰恰是日本认为最需触及而又最能“好风凭借力”之处[15]。内在政治欲求与美国战略需要的相互契合，使日本军事强国化的趋势不可逆转，这一点在“3·11”中已经得到充分验证。在经历那样一场重大灾难之后，日本并没有像众多研究者所预测的那样走向“新的发展方向”，反而是在传统安全领域加强了危机和防范意识。“‘3·11’并没有使日本变得更‘内向’，也没有改变2010年底新防卫计划大纲所规定的军事安全政策方向与政策优先次序”。“日本处在改变防卫政策以应对新安全环境的长周期之中......而‘3·11’等偶发事件不足以改变这一变化的方向”。[16]
日本强化“自主防卫力量”，迄今主要是通过自我解除战后的种种政治约束来实现的，即通过改变“软件”来释放能量。截至目前，除“集体自卫权”尚待突破外，从“专守防卫”原则、武器出口禁令、到和平利用太空、和平利用核能，战后制定的几乎每一个与军事防务相关的方针、原则都已经不同程度地被修改——（1）关于“专守防卫”。2003年6月，日本国会通过《应对武力攻击事态法》等三项“有事法制”相关法案，规定日本不仅在受到现实已发生的外来武力攻击时可以出动自卫队作战，而且可以根据“将受到武力攻击”的预测出动自卫队作战。即，日本可以根据主观判断，针对尚未发生的事态行使自卫权，从而为实施“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铺平了道路。（2）关于“和平利用太空”。2008年5月，日本国会通过《宇宙基本法》，规定太空开发“要有助于确保国际社会的和平、安全和我国的安全保障”，可拥有“非侵略目的”的卫星，从而摆脱了1969年国会决议规定宇航开发“限于和平目的”的限制。2012年6月，日本通过《独立行政法人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法》修正案，删除了规定该机构之活动“限于和平目的”的条款，从而使太空开发可以用于军事目的。（3）关于“武器出口三原则”。2011年12月，野田内阁决定大幅放宽基于“武器出口三原则”的武器出口限制，允许日本参与国际联合研发生产武器和以人道和平为原则的国际援助。（4）关于“和平利用原子能”。2012年6月，日本国会通过《原子能基本法》、《原子能委员会设置法》修正案，增加“核能应为保障国家安全做贡献”的条款，为将核能用于军事目的扫清了障碍。
日本强化军事防务能力，主要不是通过简单加大资源投入、譬如增加防卫预算实现的。相反，财政拮据恰恰是战略精英层实现强军梦的一大制约。从国内生产总值中军费占比的国际比较看，日本仍明显低于世界其它主要国家，并非“穷兵黩武”。但是，2013年度日本军费在时隔11年后首次增加，似乎预示着一个拐点，即日本将增加对整军经武的财政支持，在“硬件”方面也开始加大投入。况且，日本财政预算有别于国际标准的特殊编制方式，原本就造成了一些防卫相关项目以“非防卫预算”的面目出现，如太空开发费用、美军基地相关费用、军人养老金和抚恤金以及“第二海军”海上保安厅的预算。
（三）以政治自主确保战略空间
日本对美国的借重并不能掩盖其日渐强烈的战略主体意识。正如战后反美民族主义思潮同时来自于左翼和右翼阵营一样，安倍晋三的“摆脱战后体制”或者鸠山由纪夫的“东亚共同体”构想，实际同样都体现了日本以自身价值与战略判断为基础、谋求独立的国际认同的政治追求。对美国重返亚太，日本的应对明显带有超越“配合”的深远意味，并且通过充分利用这一机遇初步达到了提升对美地位和增强地缘政治影响力的目的[17]。鉴于美国亚太战略将持续调整和地区局势前景的“不可预测性”，日本今后将继续最大限度地借助同盟框架增强自身实力，在此基础上谋求进一步增强对美政治自主性，为将来应变预留转圜空间。
增强政治自主性不等于对美独立，现阶段日本无力也无意摆脱日美同盟；但中美关系的发展、美国霸权衰退的长期趋势及其利己主义的对外政策，都促使日本预留后路，以免成为“美国政策的牺牲品”。在安全军事领域，“日本认为，较之过去，美国更无力在日本与邻国争端领土、海域问题上提供威慑，在这样一种新的安全环境下，日本必须提升自身在本地区的防卫能力”。[18]外交上，日本对上世纪70年代两次“尼克松冲击”[19]至今记忆犹新，对奥巴马第二任期政策、人事动向反应敏感，认为美国对华将软化身段。新任国务卿克里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听证会上“重视中国的姿态十分抢眼”，他认为“中国带来的机遇多于挑战”，而“美国推进重视亚洲的政策，原因之一是要加强与经济大国中国的关系”。克里强调美中“在对伊朗制裁上通力合作，在应对北朝鲜方面也可以进行更多协作”，同时却没有提及美日同盟，更没有像四年前克林顿接任国务卿时那样宣称该同盟是“东北亚和平与稳定的基石”。[20]
美国重返亚太带给日本的不仅是机遇，也有压力和风险。日本对此心知肚明。首先，美国重返亚太固然带有“中国指向性”，但对一直与中国争夺地区合作主导权的日本的战略空间也是一种打压。其次，奥巴马既要重返亚太，又要大幅削减军费[21]，势必进一步加大日本的财政压力。再者，更重要的是，美国实施“驻日美军整编计划”、将驻冲绳海军陆战队部分转移至关岛、澳大利亚及菲律宾，军事部署从第一岛链撤往第二岛链，在提升了日本军事防务作用的同时，也将日本暴露在“中国威胁”当面，等于将日本推上与中国对峙的前沿。
发展对华合作既是日本强化对美政治自主性的重要动力，也是它预留战略空间的重要方面。外交上，日本需要加强与邻国的合作以“携亚自重”，增加对美国的战略筹码。经济上，日本借助东亚市场维持自身繁荣的路径已经不可逆转。安倍晋三在《致美丽的祖国》一书中曾爆料，“五年前有人提出中国的经济发展对日本经济是一种威胁，当时小泉首相就说‘中国的经济发展对日本并不是威胁，而是机遇’。实际上，自那以后日本经济的复苏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中国经济的发展。”“目前在经济上，日本与中国已经形成了一种无法分割的互惠关系，这是毋庸置疑的”。[22]野田内阁时期，日本开始与中国互持国债、双边贸易部分直接结算，等于是把自身前途命运与中国的发展更紧密地捆绑到了一起。[23]
综上所述，美国“重返亚太”无疑强力助推了日本战略转型的进程，但从美国战略及其下一步调整的复杂内涵看，对日本的影响又绝非“单边利好”那么简单。日本重点在军事防务领域搞突破、走向全面正常化的大方向难以逆转，但也并非以对美强化追随、对华加剧对抗为绝对前提。国际社会将不得不面对一个“全新的日本”，但中国因素对日本内政外交的影响也在同步全面上升，中日博弈中中国无疑地位更主动，准确把脉“新日本”、以正确的战略政策开启中日之间的良性互动，仍然大有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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