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日本学刊》2009年第5期，第二届《日本学刊》优秀论文隅谷奖三等奖）

内容提要：本文在对过去十年的中日关系进行评价，全面总结其中的历史经验及教训，并对未来十年的中日关系做出展望的基础上，从中日关系定位、政治和经济关系、安全关系、应对金融危机、中日经济合作、中国形象等六个方面，对中国的对日政策取向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关 键 词：中日关系  矛盾  对日政策  合作

中国和日本同为东亚地区大国，中日关系好坏，始终受到世人瞩目。2008年《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的发表表明，中日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如何维持中日关系的良好发展势头，使之更加符合两国的利益需求，并成为东亚发展的推动力，成为两国各界关心的议题。

一　 近十年中日关系评估

近十年的中日关系，呈现出了曲折多舛，向积极方向发展的态势。这是因为中日关系不断向前发展符合中日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东亚地区发展的整体利益。1998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20周年，在一系列高层互访的基础上，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于该年11月25日至30日对日本进行了访问。这是中国国家元首首次访问日本。中日两国发表了《中日联合宣言》，并就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达成了共识。这是对冷战后处在调整阶段的中日关系的重新定位，虽然因日方顾忌美国而未能把“战略”这一限定词加入其中，但这一跨世纪的定位对21世纪中日关系的发展仍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这不仅可以较好地处理历史问题和台湾问题，而且有利于两国就进一步开展经济技术合作达成共识，并确认了“双方将在国际政治、经济及全球性问题等领域加强协调与合作，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及人类的进步事业作出积极贡献”。如果日本政府能够与中国政府和人民共同努力，贯彻和发扬宣言的精神，那么中日关系早已进入理想化的新的发展阶段。

然而，遗憾的是这一定位未能变成现实。究其原因，主要是冷战结束后的国际环境和日本政治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日本的政治“总体保守化”和新闻媒体、社会舆论也趋向保守化的背景下，历史民族主义在日本政治意识潮流中得势。在这种历史民族主义的干扰下，日本民众的主体意识发生了变化，加之日本领导人频繁更迭等原因，江泽民主席访日后的中日关系未能出现全面发展的良好势头，且显现出越来越多的问题。同时，在中国国内，以经济迅速发展为背景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情绪也开始升温，这更体现了公众对本国发展强大的一种自信。中国民众对日本国内出现的否认历史、否认侵略的潮流不满，但这并不是有针对性的所谓“反日民族主义”，更不是中国政府进行所谓“反日教育”的结果。

进入21世纪，中日经济关系继续发展，人员往来规模不断扩大，但因历史、台湾、军事互信、领土与海域等问题的相继出现，政治安全关系陷于停滞或倒退状态。尤其在小泉纯一郎任首相期间，政治上的民族保守主义成为其网罗民心、巩固自民党政权的有效工具。小泉以为，日本与美国建立了亲密关系，就可以对中国采取强硬姿态，搞“挟美制中”。他无视周边国家的不满，仅以迎合国内日趋单一、保守、排外的社会舆情为念，坚持参拜靖国神社，严重伤害了中朝韩等国家民众的感情，破坏了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

2002年5月8日日本驻沈阳总领事馆事件是日本对华外交上的转折点。在此之前，日本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要求中国支持日本“入常”，而在该事件之后，日本则完全不与中国谈其“入常”问题，而是采取正面突破（联美）和迂回包抄（动员发展中国家）并用的方式争取实现“入常”，对中国则实行了比以往更强硬的政策。这引起了中国国内青年人的不满，也是导致其上街游行表达诉求的重要诱因。

小泉顽固推行“参拜政治”和以“亲美厌中”乃至“挟美制中”为基本特色的外交路线，尽管在日本国内获得了较高支持率，却因此导致了中日关系恶化，使日本在东北亚国际关系上陷于被动，进而损害了日本的海外经济利益。中日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进程最终被打断。小泉把国内呼唤强人政治的需求挥霍殆尽，严重透支了民族主义政治资源。正所谓物极必反，日本社会由此呈现出“参拜疲劳”症状，各界人士纷纷要求小泉停止参拜，为恢复正常的中日政治关系创造条件。

2006年9月26日，安倍晋三出任日本首相。安倍修正了小泉路线，对参拜问题在公开场合采取模糊策略，并表示坚持反省历史的立场。经中日第六轮战略对话及后续磋商，双方均有退让并达成了内部承诺：“中日双方就克服影响两国关系的政治障碍和促进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的健康发展达成一致。”[1]同年10月8日至9日，安倍首相对中国实现了“破冰之旅”，两国就建立“基于共同战略利益的互惠关系”取得了共识，中日政治关系开始走上正轨。同时，双方同意成立专家组共同进行历史问题研究。在当代中日关系中，历史问题被摆在一种较为特殊的位置上，从长远看具有重要性却已不再成为当前双边关系发展的障碍。

2007年4月11日至13日，温家宝总理访问日本。同年9月25日，福田康夫继安倍晋三成为日本新首相，并于12月27日至30日访问了中国。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因这两次重要访问而不断得到充实。进入2008年，日本一些势力和媒体利用东海、中国输日饺子中毒事件、西藏等问题，在舆论上对中国施压。胡锦涛主席于2008年5月6日至10日访问了日本，与福田首相签署了中日之间第四个政治文件——《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以下简称为“新《联合声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正式成为发展两国关系的总目标。

新《联合声明》指出：“长期和平友好合作是双方唯一选择。”这体现了向前看、不纠缠于老问题，着眼于推动共同利益、实现双赢合作的精神。关于历史问题，新《联合声明》的表述是：“双方决心正视历史、面向未来，不断开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新局面。”关于台湾问题，新《联合声明》采用了如下确认性表述：“日方重申，继续坚持在《日中联合声明》中就台湾问题表明的立场。”在安全方面，双方确认：“两国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新《联合声明》还指出：“中方表示重视日本在联合国的地位和作用”，双方“为进一步理解和追求国际社会公认的基本和普遍价值进行紧密合作，不断加强对在长期交流中共同培育、共同拥有的文化的理解。”同时两国还发表了《中日两国政府关于加强交流与合作的联合新闻公报》，并就一系列双边与多边领域的合作达成了广泛共识。在70项合作项目中包括了进一步扩大军事交流、在联合国框架内加强合作等等。

中日关系终于摆脱了在矛盾问题上陷于僵局、在情感碰撞中耗费精力的困难状态，开创了增进友好感情与推动共同利益良性互动的新局面；从解决矛盾型关系转向了发展利益型关系，从安倍访问中国后的恢复性发展阶段进入了胡锦涛访日后的实质性发展阶段。

2008年6月18日，中日两国公布了在东海问题上达成的共识，在两国各界引起了十分复杂的反响。事实表明，东海问题是一个涉及中日根本利益和政治经济关系，以及社会舆论和民众高度关注的复杂而又敏感的问题，实现其突破性进展还须艰苦的努力。

2008年8月北京奥运会使中日两国民众的情感又走近了一步。但是，来之不易的“福田机遇期”又因9月1日福田首相突然辞职而出现不稳定局面。麻生太郎当选首相后，多次表示要保持日中关系的稳定，加强两国的互惠利益基础，坚持不参拜靖国神社。然而，他在2009年1月28日第171届国会的施政演说中，仍坚持其“自由与繁荣之弧”理论，声称“要像‘自由与繁荣之弧’这句话所表现的那样，积极支持以自由、市场经济、尊重人权等为基本价值的年轻的民主主义国家的努力”。麻生的外交理论难以对中日关系发展发挥其正面推动的作用。

2008年12月13日，中日韩三国峰会在日本福冈举行。中日韩三国领导人单独举行会议，并且承诺会期机制化，这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会议发表了《三国伙伴关系联合声明》、《三国灾害管理联合声明》、《国际金融和经济问题的联合声明》和《三国合作行动计划》。三国决心面向未来，在政府和非政府框架内，开展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领域的全方位合作。可以预料，中日韩三国合作关系的发展，将对中日双边关系产生良好的拉动作用。

二   未来十年中日关系展望

经过中日两国的共同努力，中日伙伴关系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有着战略互惠、走向双赢的具体目标。但是，要把具体目标变为现实，依然任重道远。未来十年的中日关系走向具有以下几种可能性。

乐观估计是中日关系保持明显持续的上升态势。中日两国遵循新《联合声明》中的各项共识，相互支持、推动两国的和平发展事业，顺应世界发展潮流，共同创造亚洲和世界的未来。但鉴之于历史，中日关系直线式发展似乎很难实现，因此，这种估计更多包含的是理想成分。

谨慎估计是中日关系将克服各种障碍和困难，维持曲折向前发展态势。中日两国之间已存在的问题或今后有可能出现的问题不少，其中必定有些问题涉及两国的核心利益，解决这类问题颇有难度，也需要较长的时间。这种估计也是没有重大环境变化条件下的迄今为止历史事实的自然延续。

悲观估计是预测中日关系将出现停滞乃至倒退。如果两国出现的问题未能得到较好的解决，或因中日关系的结构性矛盾恶化，国际环境突发重大变化，或因日本重蹈近代军国主义覆辙，以价值观、社会制度划线，跟随超级大国美国与中国对抗等原因，中日关系唯有倒退一途。但是，这种可能性很小，且是两国绝大多数人不愿看到的。

中日关系是利益紧密、矛盾多发、竞争与合作并存的双边关系，受隔海相邻的中日两国地缘政治的影响。中日关系包含着诸多矛盾，有战略性矛盾、结构性矛盾、利益型矛盾、历史型矛盾和情感型矛盾等。

关于战略性矛盾，虽然目前中日关系已经进入新的战略共识形成与完善期，但不可否认，中日战略共识与战略冲突在未来十年里仍将共存。一方面，中国作为政治大国的战略目标，仍是至本世纪中期成为中等经济发达的国家，即谋求成为综合性大国。为此，在未来十年里中国必须千方百计保持经济的持续发展。但从综合国力讲，中国还赶不上美国，尤其科学技术方面的差距不是十年八年就能弥补得了的，中国不可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国。另一方面，日本担心中国国力迅速上升后对东亚的辐射能力越来越强，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因此势必会成为其谋求全面大国化的战略竞争对手，削弱其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甚至对其构成安全威胁。善与强者为伍的日本为了自身安全和利益仍然会把日美同盟作为外交的基轴，认为只有依靠日美同盟才能保证其出路。

在未来中日双边战略互动过程中，中国将突出强调中日相互依存的互补性和两国合作的战略性，进一步向全世界表明中国和平与发展的战略思想，推动日本从战略高度理解中日关系的互惠性。同时，通过中日双边战略互动，促使日本调整和修正对华战略，促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良性发展。

关于结构性矛盾，中国虽然是政治大国，但仍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发展中国家，人口负担过重，经济不够发达军事实力也不强，尤其世界领先技术占有率很低。日本则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经济大国、金融大国、技术大国，也是依附军事大国美国的军事强国，但尚不是政治大国。这就导致了中日关系结构中的一系列不平衡。如果处理得当，这些不平衡会成为促成双边关系发展的机遇，反之则可能引发矛盾，成为障碍。

中日关系要发展，关键在于两国能否控制和化解结构性矛盾，发展共同利益。随着两国交往的增多和内外环境的变化，中日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影响中日关系的变数日渐增多，因而仅靠一条渠道或单一方法解决中日间结构性矛盾变得日益困难。中日关系正处在一个空前复杂的互动框架之中，未来的发展，势必将是政治、安全、经济、文化等各领域相互影响的曲折、渐进的过程。构筑“和平共处、世代友好、互利合作、共同发展”的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应成为避免结构性矛盾的最佳模式。

关于利益型矛盾，根本利益是国家利益、民族利益，表现方面则有政治利益及经济利益等。在各类利益型矛盾中，有因双方都维护正当权益形成的矛盾，有一方维护正当利益与另一方追求非正当利益形成的矛盾，也有正当利益与非正当利益界线不清晰形成的矛盾。无论哪一种矛盾，其解决难度很大。既然矛盾的双方都声称要维护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则一旦退让，就有可能招致本国民众的不满，丧失民众的支持。所以，双方处理这类矛盾都会比较谨慎，或双方退让，或辨清是非，或临时搁置，总之须高瞻远瞩，不应因解决不得当而使中日关系大局受到影响。今后这类利益型矛盾会更加突出，如东海划界问题、领土纠纷问题等，能否处理好这类矛盾是对矛盾双方的严峻考验。

关于历史型矛盾，是因日本方面对其发动的近代侵略战争没有正确的认识而引发的矛盾。只要日本不能摆脱历史民族主义的羁绊，中日关系的发展就会受到制约。只有日本方面端正了历史认识态度，这个矛盾才能最终解决。在此之前，日方应注意自己的言行不要伤害被害国民众的感情，更不应要求对方理解自己的言行。中国方面则可以等待，尤其对日本民众提高认识不能急于求成。这毕竟是与当前的现实利益无直接相关的问题。因此，双方都不应因这个矛盾的解决不当而破坏了中日关系的大局。

关于情感型矛盾，近年来中日两国民众的相互情感认知仍未能出现根本好转，相互信任度不高，亲近感不强。冷战结束后，日本的对华舆论和国民感情不断恶化，据日本内阁府大臣官房政府广报室于每年10月进行的关于外交的例行舆论调查， 2008年日本民众对中国感到亲近者已降至31.9%，感到不亲近者则升至66.6%，认为日中关系不好者高达71.9%，认为日中关系好者则低至23.7%。另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于2008年10—12月进行的第四次中日关系舆论调查，中国民众对日本感到亲近、一般、不亲近者分别为6.0%、31.9%和58.6%，其感到亲近的理由主要是“日本经济技术发达”和“中日友好交流历史悠久”，感到不亲近的理由主要是“日本至今没有很好地反省侵华历史”和“日本近代侵略了中国”。关于中国民众心目中的日本形象，名列前五位的依次是“侵华日军”、“樱花”、“富士山”、“靖国神社”和“名牌汽车家电”。关于中日关系，认为当前中日关系“不好不坏”、对中日关系前景“比较乐观”者均占第一位。这一调查结果与2002年开始的前三次调查结果相比，基本未变。其原因，一是日本民族的保守性比较强，二是中华民族的历史感比较强。两个民族互为近邻，日本民族对中华民族的现实发展和重视历史问题不能接受和理解，中华民族对日本民族追求现实利益并因此漠视历史问题也不能接受和理解。要明辨其中的是非曲直，需要付出长期的努力。中日关系的稳定健康发展必须以两国民众的信任和理解为基础。两国政府和人民的共同责任，就是努力解决两国民众之间的情感型矛盾，为中日关系的稳定健康发展奠定牢固的基础。

总之，中日关系是含有多重矛盾的双边关系。目前，日本政局正处于动荡期，日本对中国政策的不稳定性增大，在展望未来十年的中日关系时，对其可能遇到的曲折和障碍应有充分的估计。

三　 中国对日政策取向

基于以上分析来思考未来十年的中国对日政策，本文主张以下取向。

（一）对中日关系准确定位，从战略互惠走向战略合作

未来十年中国对外政策的基点，是继续为抓住战略机遇期推进改革开放，至本世纪中期，为实现建成现代化强国的发展目标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同时为构筑和谐世界做出贡献。不言而喻，中国对日总体战略必须首先服从于这一大局。

中国未来发展中日关系的总体战略目标是，促成中日两大民族的心灵和解，两国由和平共处走向共同发展，由战略互惠走向战略合作。1972年中日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声明，实现了邦交正常化。从法理上说，中日两大民族因结束战争状态（亦称“不正常状态”）并解决了道歉、战争赔偿和台湾等一系列重要问题而实现了和解，但这并不意味着已实现了对抗心灵和解。实现心灵和解还需要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中华民族要牢记历史、吸取教训，防止历史悲剧重演，同时也应明确，不忘历史不是要延续仇恨，不要以“史”压人，更无必要让当年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政党和现在已与当年的日本军国主义毫无关系的三代日本人（20年为一代）向我们认罪道歉，应充分评价日本民族完善历史认识的努力，要耐心地努力缓解历史问题对中日关系造成的负面影响，致力于实现中日两大民族的心灵和解。以史为鉴、长期磨合、坚持正义、谋求共识是处理中日历史问题的最佳选择。

和平与发展是包括中日两国人民在内的亚洲各国人民共同追求的崇高目标。为达此目的，中日两国应认识到，中日关系是亚洲地区关系的核心支柱之一，是亚洲的中日关系，两国要以四个政治文件规定的各项原则为指导，增进相互信任，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不断扩大战略共识，从专注于蛋糕切分方式的利益互惠转向共同把蛋糕做大的合作双赢，从战略互惠走向战略合作，就共同推动东亚经济一体化进而构建“东亚共同体”加强对话。

（二）处理好政治与经济的关系，坚持原则性和灵活性并用

近十年中日关系曲折发展的历史经验中重要的一条是，能否处理好中日关系中的政治与经济之间的关系，对中日总体关系能否稳定发展十分重要。政治与经济既有各自的独立性，又有相互的关联性，既要分开处理，又不能完全分开处理。把握准确，处理得当，这是一门需要认真研究、大胆实践的外交艺术。此外，为使中日关系稳定发展，原则性和灵活性均不可缺，智慧、勇气和决心也是必要的。

能否落实战略互惠，进而走向战略合作，既取决于中方的努力，也取决于日方的政策选择。21世纪初期，日本的对华战略与美国保持一致，包括有限合作与战略防范两个方面。安倍上台以来的日本对华战略没有改变，仅其外在表现变成要求“互惠”。中国对日政策既要避免无所作为、消极等待的做法，也要避免因急于求成而造成过犹不及的后果。中国应采取全局把握、各具特色的一盘棋方法，适当运用逐渐增强的对日影响力，借助日本国内努力推动中日关系发展的积极因素，既对日本在经济方面较为积极的对华政策给予回应，又要批评日本以日美同盟和“价值观外交”为基础，对中国实行战略防范的政策和行动，使日本认清，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是一个必然趋势，中国的发展对日本而言是机遇而不是威胁，使中日关系在时机成熟时在某些领域或总体关系上实现突破性进展，促使其对华政策向战略合作的方向转化。

未来十年，从总体上说，中国在中日关系发展过程中拥有较大的主动权，中日之间发生战略对抗的可能性不大。但如果未能有效地控制和解决中日之间存在的主要问题，则发生低层次的战略对抗也是完全可能的。

东海划界和钓鱼岛问题是其中最主要的问题。中日已就共同开发东海资源达成原则共识，这表达了双方以互让方式处理敏感问题，以真诚合作扩大共同利益的良好愿望。但要真正实现共同开发，还有很多艰难的工作。解决复杂的东海划界问题，如果急于求成，必定事与愿违，反而可能使矛盾进一步激化。东海划界问题与钓鱼岛归属问题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不可能先期解决其中的某一个问题而同时搁置另一个问题。这两个问题必须也只能一揽子解决，为此，必须做好长期打交道的准备。中国派出海监船巡视钓鱼岛是必要的，今后应继续采取显示主权的措施，促使日方就一揽子解决此问题与中国进行外交谈判，并为和平解决中日之间的最大争端创造条件。

关于台湾问题，日方多次表示，遵守1972年联合声明确认的原则，不支持台湾独立，对台湾不抱野心，希望和平解决。中方应相信日方在台湾问题上的诚意。只要美国的对台政策不发生变化，日本的对台政策就不会发生变化。做日本方面工作的关键，是努力把日本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不使其成为台独势力的避风港。

关于日本申请加入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问题，中国已表态支持日本在联合国发挥更大作用。中日可以在联合国改革问题上开展对话与合作。如果条件成熟，中国可以做出更积极的表态。中国赞成符合大多数国家利益并适应世界新的发展潮流、得到所有联合国成员支持的综合改革方案。

（三）加强安全合作，致力于消除中日安全困境

为使中日安全关系今后得到理想发展，中国首先须对日方在安全领域的真实意图和策略有准确的把握，在促进政治安全互信方面多做工作。在主观上，中日政府已“重申相互支持对方的和平发展”、“发展长期和平友好合作是双方的唯一选择”、“愿为地区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这意味着双方在理论上已取得安全关系重新定位的历史性重大突破。但是，在客观上，两国都面临着来自国际国内的、包括传统安全领域和非传统安全领域在内的各种安全挑战。这些挑战，在全球化时代都只能靠两国加强合作来解决，而不可能诉诸安全对抗或军事扩张行为。

未来十年，在“战略互惠”的引领下，发展中日安全合作迎来了新的机遇期，中日两国正站在通过安全合作实现双赢的新型安全关系的历史起点之上。对中日安全关系的乐观预期是，在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领域推进合作，总体上由非敌非友的一般关系向安全合作的伙伴关系发展。中日安全关系挑战与机遇并存，机遇大于挑战，只要能够形成双方共同竭诚努力的局面，就能不断克服干扰因素，构筑起互信合作的稳定的安全关系。同时，中日应致力于在东亚开展传统和非传统领域的多边各类各级安全对话、交流与合作，积极推动构筑地区性安全保障框架和机制，从而建立东亚安全共同体，为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亚太和世界安全新秩序做出贡献。

中日安全合作的原则是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基本精神和原则规范，尤其是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确认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用和平手段解决一切问题”的原则，2008年《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表明的“双方确认互为伙伴关系、互不构成威胁”、“坚持通过协商和谈判解决两国间的问题”的原则，以及其他公认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准则。

当然，中日安全合作不能以中国放弃或放缓加强军事实力、提升军事技术水平的努力为前提条件。中国应加强与日本的军事安全对话，让日本了解和相信或至少是理解中国军事力量的发展是与国力的提升与发展的需要相适应的，即使提高包括建造航空母舰在内的远洋投放能力，也是为了防御，为了更好地履行国际责任。只有进行安全合作，才可以实现共同安全。

为防止战略误判、增进战略互信，中日双方应注意将“支持对方的和平发展”原则落到实处，不谋求削弱及遏制对方，要尊重对方正当的安全关切。为此，要推动安全战略对话和防务领域的高层往来，适时成立由双方外交和防务首脑组成的“2┼2”会议，定期或及时就两国间的主要安全议题进行磋商，以调整利益冲突、增进战略共识与和解。同时尽快建立危机预防和管理机制，防止摩擦和冲突升级。保障能源安全是中日两国面临的共同问题。尽快推动建立能使双方共同受惠的能源互助体，对双方经济的稳定发展至关重要。

中日双方还应摆脱传统的地缘政治理论的束缚，进一步推动建立亚洲非传统安全合作机制，在维护苏伊士运河至台湾海峡的大亚洲海上航线安全方面，建立亚洲多国合作机制，积极构筑全新的、包容性更强的东亚地区安全机制。

（四）携手共同应对金融危机，推动亚洲合作的深化

加强合作、磋商，共同应付国际金融危机是中日两国的最佳选择，也是两国的共同使命。双方携手并肩，共同努力，则既能发挥两个外汇储备大国的国际义务，又有利于解决双边经贸合作中存在的各种问题，能够实现两国的共同利益。

中日两国要吸取教训，积极开展金融合作，就外汇储备问题加强沟通与合作。一项可以采取的措施是，在相互有一定的保值担保的条件下，双方增持对方货币及债券，可以使中日货币双向流通更加通畅便捷，为建立中日经济共同体创造有利条件。

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也为进一步深化亚洲货币金融合作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中日两国应在推进双边货币互换协议区域化、建立亚洲货币储备库、构建地区金融监督机制、加快发展区域资本市场等方面进行密切协商、协调与合作，两国应在构建“亚洲货币基金”方面进行深层次的合作，成为合作共赢的领导力量。

中日两国应该携手，在自由贸易协定（FTA）、经济合作协定（EPA）上协调战略与政策，共同推进东亚自由贸易区和东亚共同体的建设。中日间的FTA/EPA应尽早提上议事日程。诚然，搞东亚共同体绝不是轻而易举的事，但两国应该为克服障碍做出更多的努力，争取在今后十年中尽早达到目的。

（五）深化中日经济合作，实现科学发展

中日经济有着巨大的合作空间。未来十年，两国在节能、环保、核电站、高速铁路、城市铁道交通、流通、航空航天等领域均可确定一些大型的合作项目。只要解放思想，摆脱束缚，就能找到技术合作点，并由小渐大、由低到高、由少至多，不断发展下去。这样，必然会使双边相互投资很快摆脱下降和徘徊局面，实现中日经济关系的长期稳定发展。

中日两国经济都存在外需依赖度偏高的问题。在美国经济衰退、进口减少的情况下，中日两国应当共同克服不利因素，借此机会调整国内经济结构，扩大和启动内需，实现经济结构转型，并加强合作与协调。中日曾经先后拉动对方经济的发展，今后，两国经济仍应实现互相拉动，共同发展。关键问题是，中日经济互相拉动只有找准其着力点，才能成功。

中日两国在能源领域的过度竞争，其后果只能是两败俱伤，影响两国的共同发展。日本在石油储备、节能技术、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方面，居世界领先地位，能源使用效率远远高于中国。中日之间的能源合作有利于改善中国的能源结构，增强中国的多元化能源供给，提高中国的能源效率，全方位降低社会能耗。日本积累了丰富的克服石油危机的经验，这些经验很值得中国学习和借鉴。作为主要能源消费国的中日两国，建立以节能技术合作、新能源开发、石油储备等为内容的共同能源安全机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战略意义。

近年来，中日之间节能环保领域的民间合作项目之所以停滞不前，主要原因在于掌握节能技术的日本企业要价太高，远远超过中国企业支付能力。倘若能设立中日两国政府共同出资的中日能源环保基金，由基金提供资金援助或补贴，则许多好的项目就有可能上马。在保护环境问题上，中日两国也具有共同利益。日元贷款结束后，需建立新的机制取代其作用，以保证中日能源环保合作的良好势头持续下去。

（六）全面提升中国形象，增进日本民众对中国友好感情

中日关系的基础在于两国人民，如果没有两国人民的相互理解和信任，就难以建立长期稳定、友好互惠的中日关系。舆论调查表明，中日两国民众之间仍然存在较大的心理隔阂和情感抵触，对这一状况应有清醒的认识，不要以为两国高层走近了，低层民众的感情自然会随之变好。民众工作是长期而艰巨的。有必要制定长期的对日文化战略，有效整合各种资源，扩充和完善对日文化交流体制，全面改善和提升中国的形象，通过文化交流增进日本民众对中国的理解和友好感情。

1. 进一步推广汉语教育。学习汉语，是了解中国的最为基本且十分有效的手段。近年来，日本学习汉语的人数不断增加。对此，要积极鼓励，以最大限度地回应各种不同的学习需求，让更多的日本人对汉语产生兴趣，致力于汉语的普及。为此，应切实把握汉语学习者状况，按需要开发教材，培训和派遣教师，制定考试制度等。另外，要积极稳妥地推进孔子学院的建设，逐步扩大规模，注重实际效果，使孔子学院成为传播中国语言和文化的据点。

2. 促进人员交流，扩充知华派网络。为此，除开展媒体、友好城市、民间团体以及体育、文化艺术等各方面、各层次的交流外，应该特别重视青少年、学习汉语者的互相交流，以及知识界尤其是中国问题、日本问题和中日关系研究者的交流。中国政府应设立相关交流基金会，资助日本学者对中国的研究，对汉语教育机构和学习汉语者进行支援，在努力扩大日本青年来华留学规模的同时，通过知名大学和研究机构举办短则两周、长则半年至一年的各类“中国文化与社会留学班”，积极欢迎包括家庭主妇在内的日本各界、各年龄层的人士来华“留学”，结业后颁发毕业证书，以此逐步扩大知华派和亲华派网络。

3. 重视和发挥网络媒体的作用。要充分利用网络媒体便捷、迅速传递信息的特点，多制作日语音像节目，积极回应日本民众持续增加的对中国的关注。要以卫星电视为主要载体，做到在日本境内各地都能够免费、便捷地收看中国的日语节目，加强对中国历史、文化以及现代社会的宣传，客观及时地提供各种相关知识和政策说明，向日本民众展示一个前进的、和谐的、充满自信的中国，使日本民众正确认知中国，打消其对中国的不必要的担心和不安。尤其是在中日之间产生摩擦和突发事件时，网络媒体的作用更不可忽视。

4. 对日宣传应以传统文化和当代文化并重。中华文化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传统文化领域。要利用和发挥这一优势，将传统的思想和文化与悠久的历史、感人的古典传说、辽阔的疆域、多样性的民族文化等有机结合起来，在中日文化交流中充分展示中华文化的特色和魅力。当然，宣传中华文化不仅要宣华传统文化，而且要宣传当代文化。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发展成绩显赫，同时文化发展也取得了不俗的成果。只有把当代中华民族的精神风貌和文化新风传达到日本，把成绩和问题如实地介绍到日本，让日本民众能够了解到真实的中国，才能拉近日本民众与中国的距离。因此，要加大对日文化宣传的投入力度，以充裕的经费支持四、五家企业从事这方面的工作，购买优秀节目的版权，并以高素质人才、先进的制作技术和理念进行翻译制作，制作出日本民众喜闻乐见的文化作品来。

5. 深入认识日本文化的包容性和创造性。从古至今，日本先后吸收了大陆中华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精髓，创造出独具特色的日本文化，并且至今还在不断地创造中。日本文化不是单一文化，而是复合文化；不是静态文化，而是动态文化；不是泥古文化，而是创新文化。日本文化的特长和优点，不仅蕴藏于传统艺术、文学作品、时装、料理、电影、音乐中，还体现于汽车、家用电器等产品中。中国民众要全面、客观地看待日本，首先就应虚心地认识并学习日本文化的这种包容性和创造性。中华文化在发展过程中也吸收了日本文化的许多优秀之处。因此，要加强对日本文化的研究和介绍，支持宣传介绍日本文化的各种形式的活动，在民众中营造尊重和虚心对待日本文化的氛围。

6. 共同努力构筑东亚文化共同体。中日文化交流的目的，还在于不断“加深对在长期交流中共同培育、共同拥有的文化的理解”，发掘和培育中日共有文化，推动东亚文化共同体的形成，为东亚和平与繁荣、为人类文明发展做出贡献。

从各方面考虑，构筑东亚共同体应该是在建立经济共同体之后逐步形成文化共同体。中日两国在悠久的文化交流史中，形成了以汉字、儒学、佛教等为核心的共有文化。今后，中日应大力发掘、整理和培育这种共有文化，并加以特定化和规范化，使之成为东亚文化共同体的基础。同时在各种文化的相互撞击中吸收世界先进文化，努力创造新的东亚共有文化，形成东亚文化共同体。

7. 继续进行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对近代日本侵略史的认识和处理，今后仍有可能成为中日关系发展的障碍。双方应有效控制这个问题对中日关系整体的影响，预防两国民众的感情冲突因历史问题而升级，同时继续开展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扩展研究范围，努力增加共识，化解矛盾。

（责任编辑：夏 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