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人民网日本频道2014年9月9日）

　　刘志明，男，1962年出生于河北省唐山市。1986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研究生毕业。毕业后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任教。1989年-1991年在日本一桥大学进修和从事合作研究。1995年-1997年任日本神户大学副教授，1998年任日本国语研究所客座研究员。1998年8月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工作，任传媒调查中心主任、中国舆情调查实验室首席专家。共主持国内外舆论调查、传媒调查上百项。主要学术成果有：《电视学原理》、《广告传播学》、《中国传媒与日本形象》、《中日传播学》、《中国舆情指数报告2013》、《中国新闻年鉴》（传媒调查卷）等。

　　■记者手记

　　此前在采访其他人的时候，当问及初到日本有哪些不适应、发生过什么尴尬事时，总能听到一些有趣的事情。但刘志明老师则是一个例外，他的回答是“基本没有”。上世纪80年代末，中国经济刚刚起步，日本处于泡沫经济的巅峰时期，在中日差距最大的时期来到日本，问及这种差异带来的心理负担时，刘老师的回答依然是“基本没有”。谈到当时的留学感受，刘老师说的最多的是“真心实意地学习”，或许就是当时对未知的渴求淡化了对其他不适的记忆。“真心实意”普普通通的几个字，我却从刘老师那里感受到的是纯粹的谦逊。

　　■采访实录

　　记者：您是什么时候去日本留学的？当时中日两国间的交流处于一种什么状态？

　　刘志明：1989年到1991年的两年间。严格的说，不算是正式留学，属于公派进修。当时的中日关系处于一个转折期。从改革开放到1988年的10年间，可以说是中日关系的“蜜月期”。两国的经贸合作、政治关系都很密切。民间国民感情也处于历史最好状态。从日本做的各种舆论调查结果看，在80年代，半数以上的日本人对中国抱有好感，最高时达70%以上。1988年中国也做了第一次对日好感度调查，从调查结果看，喜欢日本和讨厌日本的基本持平。可以说这个时期是两国相互肯定的时期。但从1989年开始，由于国际环境的变化，两国关系出现冷却与恶化的趋势。

　　记者：您是在什么情况下决定去日本的？当时中国和日本的社会状况怎样？

　　刘志明：因为是公派，所以时间是由教委统一安排的。我当时在人民大学任教，除了教有关电视的课程外，还开设过广告学的课程。当时，广告在国内恢复播出只有10年左右，广告学研究更是处于基本空白状态，实践和理论都很缺乏。所以，去日本进修的一个主要目的是从事广告学方面的学习与开展合作研究。

　　当时的日本已经连续高速发展了30多年，而且正处在泡沫经济的顶峰。而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正处在一个困难时期，两国之间的经济实力差距是非常大的。按照GDP总量看，日本差不多是中国的六、七倍，如果考虑到中国人口是日本的10倍，两国的人均GDP和收入的差异就有几十倍。当时，我们的月工资甚至低于日本的日工资，这和现在的状况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记者：这种巨大的差异有没有带来心理上的负担？

　　刘志明：在改革开放初期，随着大量的日本电影和电视剧的涌入，大家对日本已经形成了“现代化”、“高科技”、“富裕”的印象。所以，实际来到日本，看到的和迄今为止形成的印象并没有太大差异。对于当时的中国学子和研究人员来说，来日留学都是真心实意地想学习，更多的不是把日本作为比较对象而是学习对象。期望学到日本现代化的经验，用于中国的改革开放。而且，我们都坚信，总有一天，中国也会达到和日本同样的发达水平。

　　记者：初到日本，对异国文化生活的差异有什么感触？

　　刘志明：因为是公派，在出国前有过半年的集中培训，对日本的社会、文化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出去之前也有很多心理准备想象可能会有很多差异和不适应。但到了之后才发现并不是那样。一个主要原因是到处都有熟悉的汉字，异国他乡的感觉并不是很强烈。反而是呆得越久越感觉到差异越大。

　  记者：到日本之后对日本、日本人的看法有没有转变？

　　刘志明：首先，对日本的印象。我们一般认为作为资本主义国家会存在很大的贫富差距，但实际接触下来，发现在日本的贫富差距非常小。印象很深的是一次学校组织“见学旅行”，汽车行走在山路上，深山里有看到一栋栋房屋，房子都很漂亮，门前都停着汽车，和城里的生活没有什么区别。当时，我们脑海里的观念是农村生活会比城市差很多，但这种差异在日本是看不到的。

　　其次是对日本人的印象。出去之前和日本人打交道不多，所以对日本人的印象还是脸谱化的，比如认真、讲礼节，但有些死板等等。去了之后，接触多了，发现日本人有很明显的两面性，在不同场合表现会有很大不同。比如学校的指导老师，平时是个非常严肃的人，但下课后会请学生去喝酒，到那时就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所以，认识到日本人的两面性，是准确理解日本的关键。

　　记者：留学期间最深印象的事情是什么？

　　刘志明：日本人的防灾意识和在灾害发生后的表现。很多小学或比较宽阔的场地，都挂有灾害避难所的标志。平时会有防灾训练。因此，在灾害发生时，日本人往往表现的很镇定，井井有条。1995年我再次去日本，那次不是留学，而是到日本神户大学任教。到达日本那一天，正好赶上神户大地震，因为我经历过唐山大地震，因此对于地震有种特殊的感受，心情很复杂。但令我吃惊的是，到神户之后，看到的现场并没有电视中那么强烈的灾害氛围，灾民也没有太多情绪化的表达，救灾一切都有条不紊的进行。比较有意思的一点是，我们通常会认为灾难发生时，应该“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但日本没有，他们是地方自治，救援主要靠当地自治体，其他地方只做出一些辅助支援。

　　我们国家发生地震后，媒体会进行大量报道，各界全力支援献爱心。但一般一两年，就会被外界淡忘。日本的做法是，针对灾害发生的背景、原因，通常会进行持续深入的研究，并通过修改法律，改进设计、施工加以完善。甚至社会科学、人文学者也参与相关研究。因此他们对灾害的研究与反思很全面、很透彻，并且切切实实能够应用到下一次的灾害应对中。我觉得这一点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记者：回国后，您从事了什么工作？请简单介绍一下您现在的工作内容。

　　刘志明：98年回国后我就进入到社科院工作，研究方向是跨文化传播，重点是中日传播。当时，中日关系摩擦不断，呈现逐年恶化的趋势。其中，很多问题与两国媒体报道或相互舆论的恶化有关。为此，一些从事中日研究、报道的学者以及媒体人士共同发起成立了中日传播研究会，专门研究探讨中日报道、中日舆论、中日经济和文化交流中的传播问题等。用了差不多10年时间，每年举办研讨会、论坛，出版了很多调研报告、论文集等。

　　一开始，大家往往是互相指责，把中日关系恶化的原因归结于对方，但通过不断交流，逐渐发现造成报道和沟通差异的更多是媒体报道体制的问题。当然也有历史、文化、民族性等方面的影响因素。但有些东西是可以超越的，双方在形成共识后，可以努力去避免这种偏差。我们觉得这是很有意义的尝试。

　　记者：如何看待目前的中日媒体报道状况？

　　刘志明：2010年后，中日关系逐渐恶化，特别是2012年日本实施所谓“钓鱼岛国有化”之后，中日关系的基础遭到严重破坏，两国关系跌入历史最低谷，随之而来的是两国民意的急剧恶化。以日本为例，在去年的调查中，回答讨厌中国的达到70%，回答喜欢中国的不足4%。这和30年前相比，结果几乎完全颠倒。当然，其背后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很难归结到一个因素，但媒体在其中扮演的重要的角色。日本媒体出于其自身商业利益，比如提高收视率或迎合读者，往往渲染和扩大中国威胁论，对右翼的言论不加批判和鉴别的直接传播。这种放弃客观报道原则，以渲染对立和矛盾获取媒体商业利益的做法也被称之为媒体的商业民族主义。这种现象同样在部分国内媒体上也看得到，需要引起我们的注意和警觉。

　　记者：您对准备或者即将赴日留学的学生们有些什么建议？

　　刘志明：和我最初去日本25年前相比，中日间的差距有了极大缩小。那时候，日本的经济总量是中国的7倍，现在则是中国在经济总量上超过了日本。今后，这个趋势还会继续持续。有些人可能认为，日本已经开始衰落，没有必要向日本学习了。但我认为这是一个认识误区。中国正处在经济社会转型期，面临着从中等收入国家向初步发达国家迈进的挑战。作为世界上少有的成功超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日本很多经验是值得我们学习和汲取的。其他方面诸如环保、食品安全、养老、社会福利、城市建筑规划、工业设计、旅游资源开发等领域，很多是需要我们长期深入学习的。有人说，我们还需要继续向日本学习50年，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所以，如果说到去日本留学建议的话，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是明确留学目的和调整留学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