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2月7日，由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创新工程项目“日本文化软实力战略研究”课题组组织策划的“日本文化与现代化”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本次学术研讨会得到了日本研究所领导的大力支持，也得到了国内各大高校及科研机构的有关学者的热烈响应和积极参与，来自北京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外交学院、国际关系学院、中国传媒大学、北京联合大学、《世界知识》杂志社、上海财经大学、江南大学、河北大学等单位的有关专家学者30余人出席了会议。会议由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日本文化软实力战略研究”课题组首席研究员崔世广教授和课题组执行研究员张建立副教授分别主持。

　　“日本文化软实力战略研究”课题组首席研究员崔世广教授做了题为《日本文化与现代化》的报告，主要讨论了日本文化对日本现代化的促进作用问题。其内容可概括为三个部分：首先是关于文化及现代化定义的讨论。崔世广研究员认为文明是广义的文化，文化是文明的内核，而对于人从何而来、应如何生存、又向何处去这三个问题的回答构成了文化的核心内容。而现代化则是一个源自西方的概念，在不同的时代人们对于现代化的认识也不同；另一方面现代化又是一个体系，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思想等层面的现代化，对现代化的衡量也应采取综合性的指标，如至少应包含学术知识上的科学化、政治上的民主化、经济上的工业化、思想文化领域的自由化等。此外，日本文化的现代化是在列强的外压之下开始的，是一个从被动到主动学习的过程，因而必然会带来传统与现代、日本与西方的矛盾。尽管如此，日本文化中还是存在着有利于现代化的内容。在报告的第二部分，崔世广研究员分析了日本文化中有利于现代化的因素。首先，日本文化的现世主义取向有利于其根据形势变化作出果断的判断，从而能够迅速推动现代化的开展；其次，集团主义社会重视血缘加地缘关系，因而日本社会上下等级的差距不是那么大，成员对集团的忠诚心高而且对国家的向心力强，这无疑有益于国家的现代化；再次，在政治文化层面的权力与权威的二元化，会产生有利于推动现代化改革的因素。报告的第三部分是关于日本现代化的反思。崔世广研究员指出日本的现代化也具有两重性的特征，是包含着明与暗、繁荣强盛和扩张战败等各种不平衡的现代化，战前在军事、经济层面实现了现代化，而在政治、社会、思想的现代化方面则较为落后。日本现代化的两重性与日本文化的两重性有着内在关联：现世主义取向注重现实的物质利益而容易忽视价值和道义，虽然日本在经济上取得了成功，但在政治和外交层面则留下很多课题；集团主义社会对集团内部富有人情味，但欠缺理性及人格的独立，容易形成无责任的社会体系；此外，集团主义注重内部社会的和谐，对外则强调竞争，对内对外的不同原则容易导致集团歇斯底里，迷失方向。

北京外国语大学日本学中心周维宏教授做了《日本文化的现代化》的报告，主要对日本文化现代化的计量分析进行了阐述。报告首先介绍了课题选择的原因及具体分析指标系统的设定，通过援引日韩有关社会学研究者的最新理论成果，指出日本现代化与欧美相比具有顺序颠倒和未彻底完成两个特征。此外，他还认为日本的现代化是一种被动追赶型的压缩了的现代化，与西方相比在各个层面及时间上均有所压缩。据此，周维宏教授总结出日本现代化的两个特征：颠倒与压缩，并以时间为标识，援用了计算机科学中的“时序”的概念来对其进行研究，在此基础上选择文化、政治、经济、社会四个子系统为指标对现代化进行计量分析。其具体的指标设定为，在文化层面，以理性化为核心概念，高等教育普及率为指标，其初始值为现代大学的出现，完成值则为大学的普及率（50%）；在政治层面，以民主化为核心概念，代议制完善度为指标，立宪制度出现为初始值，完成值为普选制度的实现；在经济层面，以产业化为核心概念，产业结构变化为指标，产业革命的开始为初始值，完成值为第三产业所占比例（60%）；在社会层面，以平等化为核心概念，家庭现代化为指标，第一次人口出生率下降为初始值，第二次人口出生率下降为完成值。依据上述定量标准的分析，周维宏教授得出了与日韩学者不同的结论，即与老牌的现代化国家如英国相比，日本的文化现代化并非没有开始或完成，至少在70年代以后的第二现代化阶段日本是与其齐头并进的。在报告的第二部分，周教授分三个层面对文化现代化的计量分析设计进行了讨论。首先关于文化定义的问题，分别对“文化”一词在中、日、英三种语言中的词源及用法作了细致地梳理，认为文明主要指向人类群体，而文化则指向个人，并接受了英国人类学家泰勒关于文化的著名定义，即认为文化是一种人类的能力和习惯。其次讨论了文化的结构问题，认为文化可以分为价值观、制度、习俗三个层面，其中价值观是核心，价值观念的变化会引起制度的变化，而制度变化则会引起宗教、习俗的变化。最后讨论了文化计量的问题，指出可以按照文化生产、文化传播、文化消费三个层面进行计量。

北京大学日语系刘金才教授做了《町人伦理与日本现代化》的报告，主要讨论了日本现代化的内源性因素问题。报告认为，关于目前讨论的“现代化”问题，其实可分为战前的近代化和战后的现代化两部分内容，并肯定了周维宏教授从时序角度进行的现代化研究。进而，刘金才教授指出文化现代化问题也有其核心问题，即伦理取向的问题。在研究日本现代化问题时，也可以从具体的历史现象出发，从具象到普遍，带动对大问题的理解。他认为日本的现代化与中国不同的根本原因在于经历了一场大的革命——明治维新，维新成功的重要原因及支撑之一即在于在江户时代业已形成的以町人为代表的价值伦理。刘金才教授引用美国社会学家布莱尔的观点，认为“现代化是一个创造与毁灭并举的过程”，指出日本的近代化其实同时存在着创造与毁灭的两个要素，而对于其中毁灭因素的研究同样有助于我们对日本现代化问题的认识，也即是说日本文化现代化的过程中固然存在着断裂，但同样也有着延续性因素。日本近代化过程中所破坏掉的是朱子学意识形态、封建领主经济体制以及四民身份制等维持幕藩体制的几大支柱，而这一毁灭早在江户时代便已完成，因此可以得出日本的近代化具有内源性因素的结论。

北京联合大学纪廷许教授、外交学院苑崇利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宛金章教授、北京大学刘琳琳副教授、江南大学周韬副教授、上海财经大学陈月娥副教授等专家学者也做了专题发言或评论。大家围绕日本文化与现代化、日本思想与现代化这一主题，对日本思想文化对现代化的作用、日本文化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变容、日本现代化的内源性因素、定量方法研究人文学科概念的合理性、日本文化的延续性与断裂性、近代化及现代化的译名由来及区别、文化与文明的区别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而深入的讨论。

大家一致认为，本次学术研讨会深化了关于日本文化与现代化关系问题的认识，增进了同领域学者间的学术交流，收到了很好的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