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忍者动漫、游戏的广泛传播，世界上似乎正在形成一种忍者文化传播的热潮。为了加深学术界对忍者和忍者文化的研究，2014年9月6—7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主办、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协办的“从‘忍者’看中国、日本、韩国——其交流的历史与未来”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本次研讨会得到日本三重大学的大力支持，中日韩三国50余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在会议开幕式上，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长高洪教授、三重大学校长内田淳正教授、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北京日本文化中心主任吉川竹二先生先后致辞。开幕式由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崔世广教授主持。会议按四个专题即“通过忍者看东亚文化交流”、“从忍者思考日本文化”、“忍者形象的历史形成与变容”、“忍者形象与现代文化”进行了深入研讨。

忍者与中日韩文化交流

三重大学山田雄司教授从忍术发展史的角度指出，江户时代的日本忍术和忍法，是在7世纪左右经由朝鲜半岛传到日本的《孙子兵法》等中国古代兵法的影响下，后又与巫术兵法相结合而形成的。然而，与中国不同，因为在日本国内很少发生异民族间的大规模战争，所以日本对中国兵法的吸收主要限于理论层面，颇少将其用于实战。并且，在日本懂得中国兵法的人也只有朝廷和幕府中有限的一批人。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崔世广教授认为，日本的“忍者文化”是扎根于日本社会、文化风土之上的独特文化，是日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在忍者文化形成的过程中也受到了中国文化的深刻影响。不仅忍者兵法的源流可以追溯到《孙子兵法》，忍术中的“临、兵、斗、者、皆、阵、裂、在、前”九字咒语亦来自于中国道家。即使进入江户时代后，文艺作品中的忍者形象也深受中国《三国志演义》、《五朝小说》等的影响。这种忍者形象是在庶民文化生活中形成的，也正因如此他们在当今也颇受世界各国青年人的喜爱。韩国国防大学卢永九教授则从中韩兵法交流史的角度指出，壬辰战争时，面对装配有先进的火枪、擅长近身作战的日本军队，朝鲜的传统兵法和战术受到极大挑战。为此，朝鲜积极地吸收戚继光的兵法并加以改良，形成了适合山地作战的新兵法、新战术。18世纪后半叶编撰的《兵法通》和《武艺图谱通志》是其成熟的标志。

忍者与日本文化

日本忍术研究者川上仁一基于忍术秘传书卷及口口相传的知识指出，忍者精神是追求与自然与人的“和”，而忍术则可谓达此目的的方法和手段。在江户时期，忍者世界吸收了武家社会的理念，以心上放着一把刀的“忍”之精神为忍者伦理的根本，形成了提倡“正心”、严于律己的忍者精神。北京师范大学王志松教授则认为“欺骗”是忍术之最基本的方法，也是忍者世界的统治手法。从社会结构上看，忍者居于社会最底层，他们多是一些处在贫困线上的农民。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末隆兴起来的忍者热潮中，忍者受歧视的历史被忽略，忍术的能力被单方面夸大，忍者被英雄化、模式化了。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张建立研究员指出，忍者的形象每个时代都有所变化，但是从忍者修行的内容、方法和影响来看，与日本的艺道有诸多共同之处，体现了日本国民性中的共同特征。天津外国语大学刘淑霞博士则从“武侠”文化与“忍者”文化相比较的角度指出，“忍者”与“侠客”有诸多类似之处。其一，两者都具有漫长的历史，都于乱世中大放光彩。其二，两者都行成了有别于真实样态的夸张化、小说化的“忍者”形象和“武侠”形象。两者亦有明显的不同。“忍者”是基于契约向主人尽忠义之责，因此自由的个人主义精神完全被抹杀。而“侠客”常常是一些基于道义除暴安良之人，他们重视自由理想的侠义精神，甚至可以为之牺牲自己的生命。

忍者形象的历史形成与变容

韩国首尔大学金时德博士从壬辰战争文献研究的角度指出，在17世纪前期出版的《太阁记》中明确写有伊贺忍者在壬辰战争中活跃于朝鲜半岛的记述，而在近世的文献群中，这些描述逐渐被“谍”、“斥候”等表述所代替，甚至后来又演化为石川五右卫门这一虚构化、文艺化的形象，体现了江户时代处于德川幕府统治下的人们所抱有的美好梦想与抵抗的心理。三重大学吉丸雄哉副教授通过对1910年到1924年出版的“立川文库”中的忍者文学作品的分析指出，“立川文库”很大程度上颠覆了以往的忍者形象。可以说，江户时代构筑起来的忍者形象是会使用奇异忍术，飞檐走壁，偷盗宝物、倾覆天下的隐形力量。而“立川文库”中的忍者是一些周游列国，与各种强敌比拼忍术武功，在战斗中化敌为友，重情重义，与挚友桃园结义并肩战斗的充满正义感的形象。这一点与《火影忍者》中的现代忍者形象有共通之处。三重大学尾西康充教授则从大众文学与忍者之关联的角度指出，无产阶级文学家贵司山治所创作的《忍术武勇传》体现了他批判战旗派作家过于偏重理论脱离劳动群众生活进行创作的倾向，贵司主张文学家应该切合社会现实创作出劳动群众爱读的大众文学作品。尾西康充教授认为贵司之所以选择以日本滨松乐器制造工厂工人罢工和三田村四郎为《忍术武勇传》的原型，是因为滨松地区的劳动者具有明显的三河武士的性格。三田村四郎则在激烈的罢工斗争中，为了工人的利益数十小时不眠不休，大胆地与敌人进行战斗周旋，采取巧妙变装等方法，躲过敌人监视大摇大摆地来到民众面前，组织工人进行战斗。这种超人的行为就是现代意义上的忍者形象。北京语言大学关立丹教授则以忍者小说《枭之城》为中心探讨了司马辽太郎忍者小说产生和流行的原因。她认为司马辽太郎选择忍者作为主题，与他12年的新闻记者经历和他对“杂密”的兴趣有关。因为记者往往也要像忍者一样，隐藏身份深入采访对象内部，探寻各种信息，默默无闻。此外，超能力文学和现代媒体的发展等因素都促进了忍者文学的蓬勃发展。

忍者形象与现代文化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赵刚副研究员通过比较中日“忍”字含义的异同指出，日语中的“忍”字深受中国古典和佛教的影响，但并非汉语的翻版。比如，汉语中的“忍辱负重”在日语里被改为“忍辱”。日语中的“忍”字的读法和用法与汉语有很大区别。不仅如此，日语中“忍”与神道也颇有渊源，忍者最初被称为“shinobimono”，即“隐身者”，这一点似乎与神道中的“隐身”（kakurimi）说也有关联，甚至可说在日本忍者之所以从一开始被称为“shinobimono”或许出自于神道信仰。日本大学佐藤至子教授对《火影忍者》漫画中的忍者与动物的关系做了深入地探讨。她指出《火影忍者》中的忍者与动物的关系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使役型，即忍者运用忍术役使动物，利用动物的力量。第二种是化身型，即忍者身体内部封印着“尾兽”，在他们极度兴奋的状态下会以“尾兽”的形态出现，这种类型可谓动物支配忍者，或动物与忍者的双剑合璧。无论是使役型还是化身型，“动物都具有超乎人们想象的能力”。将此种动物与人的关系与驭妖术和忍者结合起来，这恐怕是日本文艺作品所独有的特点。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唐永亮副研究员以“火影忍者中文网”和“百度火影忍者吧”为案例，分析了《火影忍者》在中国的受容情况与影响。他指出，中国已经形成了一种所谓火影群体亚文化，这个群体有共同的组织，群体成员有较为明确的自我认同感。他们不只是被动地欣赏火影作品，还主动地分析火影作品中的相关问题，甚至积极地利用火影作品进行再创造。而《火影忍者》动漫在中国获得人气既有其制作精良、画面优美、内容和主题适应中国青年成长的需要等内因外，中国城市化的发展、传播媒介的成熟以及日本政府文化产业政策等因素也是不可忽视的外因。北京大学周云博士通过对《机动武斗传G高达》中忍者舒柏慈的考察与分析指出，伪装是忍者伦理思想之首，是忍者处理与外界关系的重要准则，也是忍者完成任务的基本要求。隐忍是忍者身心修行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思想，是忍者获得真正力量的思想根源。纯粹的思想是忍者对待任务的最高准则，是忍者达到明镜止水的“无我的境地”不可或缺的精神支柱。

总之，本次会议促进了中日韩三国学者间的交流与对话，加深了学界对于日本忍者及忍者文化的理解，为今后日本忍者及忍者文化研究的进一步开展奠定了基础，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