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大学特聘人文学科一级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张蕴岭在《日本学刊》2014年第5期发表《中国周边地区局势和中日关系》（全文约1.4万字）。

张蕴岭认为：中国有众多的邻国，形成独特的周边地缘格局和周边关系。中国与周边邻国的关系发展经历了长期的历史过程，历经反复。如今，中国正经历百年衰败后的复兴关键期，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大转变。“强中国”是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与周邻关系的显性特征。中日关系问题要放在两国历史性的实力对比反转、二战后地区秩序转变的大局来分析和认识，钓鱼岛问题也应该放在这样的大视野、大格局来认识。中日关系将继续经历一个不稳定的复杂调整。

张蕴岭在文章中指出：我国有众多的周邻国家，构成独特的周边地缘格局和周边关系。周边地区对于中国极其重要，与周边邻国的关系如何，直接关系到中国崛起的成败。习近平在2013年召开的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周边对我国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思考周边问题、开展周边外交要有立体、多元、跨越时空的视角，要谋大势、讲战略、重运筹，把周边外交工作做得更好。

（一）周边地区的新变局

如今，中国与周邻国家的关系，以及周边地区的格局正在经历大的历史性反转。中国正在由大变强，民族复兴之梦更为接近，中国成为周边地区实力最强、影响最大的国家。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周边关系与秩序的新百年重构进程将会进一步加深。我们现在处于一个历史的重构长进程中。看待中国与周边关系，要放在这个百年重构的长进程中，要有长视野，要有战略耐心。

今天，人们议论最多的问题是中国周边地区出现新的紧张，东海、南海地区似乎有些剑拔弩张，大有发生战争的风险。 

其实，固然一些矛盾存在很大的风险，对中国所处的周边环境产生很大的影响，但总的形势还是好的。从大的局势来看，甚至可以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安全威胁最小、中国掌控周边大局能力最强的时期。中国由弱变强本身会引起多重复杂的反应，会导致地区关系的重大而深刻的调整。就地区关系来说，调整的基调是由弱势中国下的关系转变成强势中国下的关系。“强中国”下的关系会使一些争端升温。尽管出现许多新的矛盾，但中国并没有陷入崛起的“困境”。中国具备更强的开拓和创造环境的能力。

美国不是中国的周邻国家，但是一个地缘和战略邻国。所谓地缘，是说它近在咫尺，在中国的邻国有驻军，布有可以直达的高新武器；所谓战略，是说它是地区霸权国家，中国崛起会对它形成直接的挑战。进入新世纪后的前十年，美国的战略重点主要是反恐。当中国的经济总量跃升为世界第二，被认定在改变秩序格局的时候，美国就忍耐不住了，不得不调整大战略，把重点转向应对中国的挑战。为此，美国调动资源，拉拢势力，力图压制中国拓展空间，遏制中国影响力的上升，防止中国替代或者削减美国的存在与影响力。这就是美国“重返亚洲”战略提出的背景。

日本也在进行大调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使其感到巨大压力，也感到紧张。日本开始认真考虑如何与一个“强中国”相处。搁置钓鱼岛问题本来是两国恢复外交关系时的共识，但在中国综合实力大幅度提升的情况下，日本政府把钓鱼岛问题被推到了前沿。安倍再次上台执政后，把“中国威胁”作为推动国内改革、解禁行使集体自卫权的标靶，不惜恶化与中国的关系。这使得两国关系进一步倒退。 

菲律宾、越南为了维护在南海所占的岛礁利益，公开向中国叫板，拉美国助威…… 

很多媒体也把中国描绘成一个耀武扬威、力图扩大权势的国家。

如果就事论事看问题，的确让人有点头疼，为何突然冒出来这么多的问题，形势为何“急转直下”？似乎中国周边地区一下子变天了。但如果我们把周边看成一个整体，把变化放在中国由大变强的大历史发展进程中看，那就可以有一个客观的大局分析，即“强中国”下的格局和关系重构，新的百年大变局进程。

地区关系和格局的大变局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变化本身具有不确定性。尽管中国一再宣称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与周邻国家相处要体现“亲、诚、惠、容”，实现共赢，但中国综合实力的快速提升，中华民族实现复兴，毕竟是一个新进程，中国还没有取得周邻国家的充分信任。当然，也应看到，周邻国家对中国的“防”和一些国家的“抗”也是相对的，因为它们并不会放弃与中国发展关系。

尽管新形势增加了中国被动应对的一面，但也要看到，因为中国综合实力增强，也提升了主动应对和构建新关系的能动性。中国的主动性至少体现在两个方面：（1）对不希望做的可以去施加影响；（2）对希望做的可以去着力推动。从总体上看，中国能够制约变局升级，能够发挥自己的影响力。中国要坚持把周边作为实现民族复兴的战略依托带。

在这些所有的变化中，把握中美关系的大局仍然是核心。美国有它的战略，这就是防止中国排斥美国，替代美国的地位，损害美国的核心利益。避免对抗是中国应对美国战略的底线，但这个底线是不损害中国的核心利益。中国提出要与美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这是主动型战略，不是被动性措施。

对于中国关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倡议，美国可能不太情愿接受，但也难以拒绝。许多人猜测中国的真实意图，有的认为，接受中国的倡议意味着承认美国和中国平起平坐，也有的认为中国是要与美国寻求共治（G2）。习近平形象地说，太平洋足够大，可以容下中美两国。显然，中国提倡与美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不是为了寻求共治，而是为了寻求共存。所谓规避“修昔底德陷阱”，就是一个崛起的中国和一个守成的霸权有竞争，不打仗，实现和平发展。事实上，如果这样做，中美就是在创造历史，创造大国崛起不发生战争的历史，创建新型国际关系的历史。

（二）认识中日关系

在中国周边国家关系中，与日本的关系最为错综复杂。在中日长期的历史交往中，大部分时间是中国强，但是，近代大部分时间是日本强。自19世纪后期，日本就是亚洲的老大，凭借其实力进犯中国，八年抗战，最后还是借助国际反法西斯力量实现胜利。日本战败，摧垮了其经济，但二战后日本又迅速实现经济恢复，成为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二的经济强国。

2010年是一个转折，中国的总体经济实力超过日本，此后继续以很快的速度把总量差距拉大。包括军事力量在内的中国综合实力继续提升，如果此趋势延续，中国的经济总量将超过美国。从中日关系的角度来说，这是一个大的反转，必定会对中日关系产生深远的影响。

从日本方面来说，核心的问题是在中国迅速发展、综合实力提升的情况下，究竟该如何与中国相处?二战后，中国还很弱，日本同情中国，做了不少好事，例如提供政府发展援助（ODA）、支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等等。但是，日本人也有一个心结，就是担心中国成为竞争者。比如，在改革开放的前期，日本企业很担心在中国投资会让中国学走技术。只是在其他资本大举进入中国市场的情况下，日本大企业才开始下决心进入。 

进入新世纪，中国的综合实力提升很快。而日本经济的长期停滞对日本任何党政领导人来说都是一块心病。本来，日本靠上中国这个不断增长的大市场，与中国一起推动东亚区域一体化，是可以为其创造经济增长的新动力的，但是，出于对中国竞争力和影响力的担心，日本对中国的政策总是摇摆，而最后又走向制约中国，甚至把中国作为对手的方向。小泉执政时期，他用对中国表示强硬、坚持参拜靖国神社来拉动国内的人气，靠加强与美国的合作来制约中国，结果导致中日关系急剧恶化。安倍短暂执政，与中国建立战略互惠关系，但是，他深藏内心的复兴日本之梦决定了他是要把中国作为对手的。其后，福田当政时期，他推行与中国发展友好合作的政策，中日关系出现改善。麻生执政时期，他试图通过搞“价值观同盟”，创建“民主之弧”来孤立中国，并没有奏效。鸠山当政时期，他试图推行“融入亚洲”的政策，加强与中国的双边和区域合作。他触怒了美国，导致他很快下台。

中国经济总量超越日本，对日本政坛和民众对华情绪来说，无疑像点了一把火。如何应对比日本强大的中国，成为关注的主题。在民主党里，有一批对华强硬派，他们倡导实施对华强硬的政策。2011年野田上台执政，他一方面表示要与中国发展关系，但又越来越担心中国的威胁，把应对“强中国”作为重要对策。2012年，野田政府决定对钓鱼岛实行“国有化”，尽管公开的说辞是为了防止石原团伙购岛制造事端，真正的考虑是阻止中国占岛。结果，中日关系又一次陷入僵局。安倍重新执政，他把应对“中国威胁”作为调动日本人心气、拉拢美国支持其“正常国家化”的利器。他坚持参拜靖国神社，否认侵略历史，大幅度提升军事力量，积极推动解禁集体自卫权，并到处宣扬“中国威胁”，与中国争夺影响力。自中日恢复邦交以来，还没有一位日本领导人采取这样的全面对华政策。尽管中日没有拉开对抗的架势，但是相互间仇视的程度在不断加深。 

其实，日本政治家很清楚，中国的崛起和民族复兴是难以阻挡的，与中国为敌，于日本无益。在发展上，真正使日本力量衰落的是内因，比如，超大的政府，过度的老龄化，综合竞争力优势下降等，真正束捆其做“正常国家”的是美国。因此，日本政府把应对“中国威胁”作为复兴日本的主导战略显然是定位错了，非但不能实现日本的复兴，反而会使日本陷入困境，付出更大的成本。

在经济上，日本对中国市场的依赖程度很高，与上世纪80年代相比，正好是一个反转，原来中国严重依赖日本市场（原来是18%以上，现在不到10%），而现在是日本严重依赖中国市场（原来是不到10%，现在是18%以上），在可预见的时期内，没有一个国家能够为日本提供这样大的市场份额。 

日本要做“正常国家”需要两个条件：（1）正确认识历史，获得受害国家和国际社会的谅解；（2）摆脱美国的控制，坚守独立、自主与和平。这两个条件并存，交互作用。前者涉及中国，一个崛起的大国，而后者涉及守成霸权美国。

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只要日本不能正视历史，中国就不会认可日本的“正常国家”地位。中国不是要抓住历史不放，而是历史不会被忘记。这是中日关系正常发展的底线。以往的事实表明，每当日本政治家特别是领导人在否认历史上搞动作，中日关系就会出现大问题。可以说，中国越强大，对日本否认历史的抗力就越大。

至于摆脱美国控制，可能更为复杂，难度更大。长期以来，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日本一直利用加强与美国同盟关系，来提升自己的军事能力。对日本的这种“体制内”成长战略，美国心知肚明，出于减轻自己负担、借力日本的战略考虑，美国实际上纵容其这样做。如今，安倍在这个方向上迈的步子更大，力图建立更为强大的军力，通过解禁集体自卫权获得更大的军事活动空间。对此，美国给予了明确的支持，原因是让日本成为其遏制中国战略的力量。但鉴于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美国也不希望日本在中国问题上单独闹事，更不会让日本独自行动。不管怎么说，日本是被放在美国的战略笼子里。至于日本冲在前面，围堵中国，这无助日本变成“正常国家”，只会损害中日关系。

中日关系没有走出历史的阴影，现在又陷入战略性对局的漩涡。因此，目前中日关系要走出困局，需要更大的努力。放在中日关系历史性反转和区域格局大调整的大视野来看，中日关系力量结构和利益结构的落定迟早要明晰，只是需要时间。

尽管如此，把握转变进程中的矛盾，尽可能减少发生冲突的因素，使两国关系走向“正常发展”的轨道，还是既需要谋划，又需要行动的。如果说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是在创造历史，打破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必战的铁律，那么，中日两国也负有创造历史的责任，那就是化解历史积怨，走向合作共赢之路。欧洲的法德这样做了，难道亚洲的中日做不到么?不过，法德做到了，是基于两个条件：一是德国真正对侵略历史反省认罪，二是两国共同参与和推进欧洲合作，前一个是后一个的基础。中日要和解与合作，也离不开两条：一是日本真诚反省历史，二是中日两国协力推动亚洲合作。障碍首先在第一条。当然，在亚洲创造这样的环境，除了中日两国努力外，也需要其他国家的努力，其中自然也包括美国。

（三）钓鱼岛问题大局

钓鱼岛问题有大利益、大背景和大格局。大利益就是中国要恢复对钓鱼岛的主权，而日本则极力维护现有的治权，并进而拒绝承认存在主权争端；大背景是中日综合实力对比向有利于中国方向倾斜，日本“以攻（国有化）为守”；大格局则是钓鱼岛交由日本管理是二战后在中国没有参加的情况下进行的区域秩序安排，中国力量上升对这种秩序形成挑战，改变这种损害中国利益的秩序是迟早的事情。 

日本政府对钓鱼岛进行“国有化”的举动和坚持不存在主权争端的立场，把钓鱼岛问题推向死角。日本政府人士声称，日本从来没有在钓鱼岛问题上与中国达成默契，对其“国有化”只是国内政策的调整，是基于日本国内政治的原因（石原派借机施压争权），从私人手里购买所有权以便于政府管理。

但在中国看来，这样的解释只是自欺欺人。中国方面认为，如果没有当年的搁置默契，两国关系正常化是不可能实现的，“国有化”是日本政府应对中国力量提升的准备，是出于对中国战略判定的考虑。因此，“国有化”一则破坏了两国关于搁置的共识基础，二则把中国推向别无他择的境地而必须采取强烈反制的措施。显然，如果中国不做出反制，那就等于是默认了日本国家对钓鱼岛的主权，这对于中国来说，显然是不可接受的。

尽管让钓鱼岛主权回归是中国实现国家强盛、民族复兴的一个当然结局，但是，一则，中国并不急于恢复对钓鱼岛的主权，可以接受继续维持先前两国达成的关于搁置的默契；二则，对于如何处理与日本的钓鱼岛主权争端，实现钓鱼岛的主权回归，中国并没有明晰方案，留出了协商与谈判的空间。

日本政府把钓鱼岛“国有化”，也为中国政府采取措施宣示钓鱼岛主权提供了契机。作为应对，中国政府公布了钓鱼岛领海基线，开始了对钓鱼岛海域的巡航。中国并没有去抢占钓鱼岛，而是采取了进一步确立主权和宣示主权的方式。日本方面一再宣称，中国要占据钓鱼岛，并且进行夺岛军事演习。 

中国方面很清楚，抢占岛屿不是解决问题的出路，那样不仅会引发战争，而且也不会有期望的结局。钓鱼岛问题显然是中日关系中的一个长历史遗留问题。在中国看来，钓鱼岛为日本管辖，所联系的，一是日本近代侵犯中国的历史，即日本借甲午战争取胜自行把钓鱼岛划归己有；二是二战后美国主导的不合理秩序安排，私相授受，把本该归还中国的交给日本管理（尽管不包括主权）。中国对这两个所谓的事实都从来不认可和不接受。 

显然，考虑到钓鱼岛问题的复杂性，如果双方同意，把它搁置起来是可以的，将来视条件再寻求最终的解决方案。但是，在中国实力上升、力量对比向中国一方倾斜的情况下，日本断然否认存在主权争端，这就堵死了协商和谈判解决的路子。因此，尽管中国不希望通过战争的方式解决钓鱼岛主权问题，但是，如果日本在进行“国有化”的基础上继续坚持不存在主权争端，那么，发生冲突的风险就大大提升。 

其实，中国已经公布了钓鱼岛的领海基线，制定了法律文件，实现了对其海域的正常巡航，巡航的意义就在于宣示主权，这实际上改变了钓鱼岛只由日本实际控制的状况。在此情况下，中国不需要再要求日本承认钓鱼岛主权存在争议，而是应继续坚持对钓鱼岛地区的巡航行动，在必要的情况下，也可以加大行动力度。事实上，让安倍政府承认存在钓鱼岛主权争端是不现实的，今后，日本的领导人也很难公开承认争端，不过，中国坚持巡航，在宣示主权问题上不退让，日本不承认存在争端也无妨。

在钓鱼岛问题上，日本政府要拉美国的大旗，因为是美国作为礼物送给了日本。美国在玩两手：一手是不涉及主权，只涉及管理权，主权问题让中日双方解决，目的就是让中日对立和冲突下去；另一手是捍卫管理权，把钓鱼岛置于《美日安全条约》之下，目的是不让中国改变现状。据说，钓鱼岛问题就是美国人设下的一个套，让中日永久对立，这样美国才可以坐收渔翁之利。

对中国来说，钓鱼岛问题具有双重的战略含义：（1）要打破现状，突破甲午战争以后钓鱼岛被日本占领的状况，不再默认日本的实际控制，凸显中国的崛起和复兴。当然，最终如何解决，还要看条件。（2）打破区域秩序现状，涉及二战后美国在亚洲地区的布局，钓鱼岛的施政权是美国给日本的，是战后美国主导的亚太地区秩序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美国强调的是维护秩序的责任。中国多次发表声明，不接受美国这样的安排，也不认可美国的这种责任。不过，破解这种地区秩序结构需要时间，未来建立一种什么样的地区秩序取决于多种因素。

因此，从大局来说，钓鱼岛问题反映的是重构秩序问题，涉及中日两国的实力对比，涉及战后旧金山秩序的解体，涉及中美战略的博弈。这既需要时间，也需要大局观，不能无动于衷，也不能太着急，“斗而不止，攻而不破”。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张海鹏和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研究员李国强在《人民日报》发表的关于钓鱼岛的文章，提到“冲绳再议”的问题，这对日本和美国都震动很大。什么叫“冲绳再议”？那就是依托《旧金山和约》形成的整个东亚秩序的重构，这比钓鱼岛问题涉及的问题更多。以中国崛起和民族复兴为引领的地区秩序调整和重构是一个必然的过程，但需要经过长时期的渐进、渐变。将来，这个区域的关系和秩序会如何，取决于各种复杂因素的调和。

（四）“强中国”下的中日关系

中日关系现在处于邦交正常化以来的最低点。“强中国”下的中日关系究竟出路何在?能否走出对立、对抗的局面?

如前所述，中日关系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历史性重构，这是一个长过程。从目前来看，中日关系完全破裂、变成两个敌对国家，发生大规模战争，几无可能。打一大仗，一是日本没有这个能力，二是中国并不准备这样做。中国需要和平发展的环境，要维护中国发展战略机遇期。而日本人民的反战深入人心，几乎成为“国规”。有以往的教训，有二战后的和平主义基础，像安倍这样的政治家要把日本引向战争，看来是行不通的。 

从某种意义上讲，战争没有胜者。崛起的大国并不必然与守成大国有一战，更何况是一个处在美国压制之下的日本。这样，中日两国之间的领土争端、实际利益竞争，就还是可以通过政治层面去操作的。问题是，安倍走得太远，靠言语急转弯，难以取得中国的信任，中国要的是行动。日本政治家迟早会明白，把中国作为对手，借“中国威胁”来推动日本国内的改革，解禁集体自卫权，把日本变成为“正常国家”，不是一个好的战略，所付出的成本太大。

中日力量对比还在变，中日关系还会进行艰难的调整。中日关系转向良性调整至少需要三个基本条件：（1）中国综合实力提升的趋势可持续，坚守和平发展道路的承诺不动摇；（2）日本调整对中国的认知定位，以理性的态度面对中国的崛起和不断增大的影响力；（3）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取得进展，为中日两国关系提供更大的空间。中日双方都需要理性、智慧和有决断的领导人，都需要有大视野和大局意识的社会公民力量，更需要为两国实现和解与合作创建更多有利的环境。中国新一代领导人肩负实现“中国梦”的重大责任，取得了较长时间执政（十年）的保证，中国综合实力稳步提升具备条件，中国需要一个非敌对和开展合作大邻居，改变中日关系反转必战的“规律”。反观日本，其领导人也肩负把日本拖出经济停滞泥潭，让日本保持稳定发展的责任。安倍不会有这么长的执政机会，他本人，特别是后续的领导人可能会深入思考。扭转与中国关系恶化的局面，让日本从中国的崛起中得到好处，对日本来说是代价最小、获利最大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