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冯昭奎在《日本学刊》2015年第1期发表《中日关系的辩证解析》（全文约2.4万字）。

冯昭奎在文章中指出，中日两国在亚洲构成一对复杂、多变、难解难分的矛盾。中日关系的发展和变化，就是一次次地产生矛盾，一次次地缓解矛盾，又一次次地面对矛盾上升、激化、缓和的周而复始的矛盾运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可以说中日之间的主要矛盾一个也没有彻底解决过。近年来中日之间的一部分矛盾从非对抗性矛盾转化为对抗性矛盾。2014年两国矛盾激化到了“不能再激化”的危险局面，由此而出现了中日两国政府达成四点原则共识和习近平主席与安倍晋三首相会见，使中日关系迎来转机。

中日关系在国际问题研究中堪称“世界级难题”之一。多年以来，国际问题研究者从不同观察角度，用各种分析方法，对中日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本文在借鉴和吸取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中日关系的现实和未来提出一些新的思路和见解，亟待得到同行和读者的批评指正。

一、中日关系新的转机与变数

2014年11月，中日两国政府就正确对待和妥善处理有关问题达成四点原则共识，11月10日习主席与安倍首相举行了简短会见。这次会见是在中日两国政治关系陷入僵局、钓鱼岛争端处于紧张状态的形势下进行的，引起中日两国乃至整个国际社会的关注。

国家之间难免会有矛盾，在正常情况下都属于“非对抗性矛盾”或“潜在的对抗性矛盾”。中日关系也不例外。然而，此次中日首脑会见的背景是中日矛盾围绕钓鱼岛等问题已经发展到现实的局部对抗状态，如听任其继续发展，就会走向现实的全面对抗状态，而中日走向现实的全面对抗，就意味着两国关系发生质变，从非敌非友关系演变成互为敌国关系，导致两国之间引发战争的危险，从而将可能给中日两国乃至世界和平带来极为严重的后果。在这种情况下，习主席应约与安倍首相举行会见，体现了一个大国领袖的崇高风范、宏达气度和大局外交思维。

但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次中日之间的“冰层”之厚度和深度大大超出了2006年安倍第一次上台时中日之间的“冰层”，由于两国之间严重的“不信任感”依然没有完全消除，中日再次“破冰”将可能是一个“时快时迟”、“有进有退”的缓慢过程。要使两国关系平稳发展，逐步改善，防止横生枝节，2015年的中日关系应该是“安静”、少上某些报纸的头条为好，以便给双方的相关部门留足相互磨合的空间，切实遵循和落实四点原则共识，相向而行，积水成渊，积量变为质变，推动两国关系走上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发展轨道。

历史又翻过了一页。进入2015年，中日关系的发展趋势将可能是双方进入在继续处理两国之间矛盾的同时，更加注重打理本国内部问题，在继续解决两国之间分歧的同时，更加注重寻求两国共同利益的“新常态”。换句话说，中日关系好比跷跷板，一边是相互合作与利用，一边是相互防范与牵制。近年来，相互防范与牵制这一边翘得太高，过度失衡，几乎成“垂直状态”；进入2015年，相互防范与牵制一边有可能下来一些，相互合作与利用一边则有可能上去一些，行稳致远，渐渐趋向准平衡状态。

中日关系从困境中走出，但仍然有着变数。安倍搞“突然袭击”式的众议院选举后，安倍很可能再当四年首相。这就给他留下充足时间进行各种政治运作，特别是实现自己的夙愿——修正日本“和平宪法”第九条。尽管其推行修宪之路未必顺畅，但安倍继续推行以修改“和平宪法”为中心的右倾化路线，仍可能给中日关系增添新的变数。

70年前，日本在“战后体制”下走和平发展道路，实现经济腾飞，带动了亚洲的发展繁荣，使日本成为世界名列前茅的经济大国和现代化国家，然而，如今日本领导人却执意要摆脱这个曾给日本带来巨大好处的体制。那么，他们真的是为了创建一个比“战后体制”更符合当今日本国情的新体制吗？辩证法认为，事物发展的整个过程是由肯定、否定和否定之否定诸环节构成的。日本战后体制是对战前体制的“否定”，而战后体制延续了70年，战后宪法未经修改地实行了68年，确实出现了一些不能适应当今日本政治、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的缺陷和问题（例如不合理的选举制度），终将会出现一种新的体制、一部新的宪法取而代之，从而实现辩证法意义上的“否定之否定”。为此，不改第九条的一般意义上的修宪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这也是为什么在日本国内反对修宪的组织大多取名“九条会”而不是“护宪会”）。然而，历史在不断前进，“否定之否定”绝非意味着回到上一次“否定”之前的状态，而是周期性螺旋式的上升和前进的过程。具体到日本的发展道路，未来将可能出现的对战后体制的否定，是对战后体制的继承和变革这两者相统一的“扬弃”，而不是“回归”到那个可怕的战前体制。安倍却利用一般意义上的修宪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在“修宪”中塞进自己的私货，将矛头直指宪法第九条。显然，把安倍所谓的“摆脱战后体制”与他修正侵略历史、强行通过《特定秘密保护法》等行径结合起来看，不能不令人怀疑他对战后体制的“摆脱”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对战前体制的“回归”，让“曾经的强权国家和极端国策重现”。

显然，安倍的“摆脱战后体制”带有浓厚的“回归传统”、“回归战前”的色彩，是背离历史前进方向的倒行逆施，不能不使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对日本政府能否继续走和平发展道路产生极大担忧，同时也会对中日关系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因为只有共走和平发展道路，中日关系才能真正得到改善。

二、中日关系的长远发展

多年来，由于日本推行“借美制华”政策损害了中国核心利益，从而与坚定维护自身核心利益的中国之间产生了尖锐的矛盾。2005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萨缪尔·亨廷顿阐述日美结盟政策时称：“在政治及经济上中国大陆的力量均将强大化，因此美日在对华政策上将拥有共同的利害，亦即美日将会合作来牵制中国。从中长期而言，日本将会摆脱对美国的依赖而追求某种自主性，长期而言，最后日本可能还是不得不追随中国。”

可以认为，萨缪尔·亨廷顿对近期、中长期日本对外政策的预言基本上与事实相符。当前，日本统治者以“日美合作牵制中国”思想为指针的“借美制华”政策，必然与中国对自身核心利益的坚定维护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

当前，中国在东海、南海与日本、菲律宾等国之间存在的岛屿主权和海域划分争端与“中国的核心利益”中的“国家主权”、“国家安全”、“领土完整”之间都有联系。坚持以和平的外交手段解决以上争端，将可能对维护核心利益中的“国家主权”、“国家安全”、“领土完整”等均做出正面的贡献，起到促进的作用。反之，如果因为上述争端与相关国家之间形成长期对抗关系甚至爆发武力冲突，则意味着为了核心利益中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而与核心利益中的“国家安全”、“国家统一”、“国家政治制度和社会大局稳定”、“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之间形成互为牵制的局面。显然，为了落实中国外交的最大课题——为实现两个“百年目标”创造良好的周边环境，我们应致力于做到维护核心利益中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与维护核心利益中的“国家安全”、“国家统一”、“国家政治制度和社会大局稳定”、“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之间形成相互促进的关系而不是相互牵制的关系。

中国是世界上陆地边界线最长的国家，实际管辖领土与俄罗斯、印度等14个国家接壤。与此同时，中国与日本、韩国之间在东海存在着海洋边界划分问题，与日本之间存在着钓鱼岛争端，与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文莱等东南亚各国在南海存在着海洋边界划分与岛屿主权争端。以上问题的总和直接触动了中国核心利益之中的“国家主权”利益和“领土完整”利益，并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到其他四项核心利益，特别是影响到“国家安全”利益。至于以上每一项领土争端（例如中日钓鱼岛争端、中菲海域争端）相对于“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这两项核心利益的总体而言，则属于局部利益。

从2012年4月石原慎太郎与美国鹰派政治家共同策划“购岛”、日本政府于同年9月对钓鱼岛实施所谓“国有化”以来，中日围绕钓鱼岛的领土主权争端和东海海域划界争端曾经发展到白热化的地步。显然，这个争端是由日本方面挑起的，而从中国方面看，所谓中日“岛争”也成为中国外交和军事斗争的一个空前突出的热点。虽然钓鱼岛的领土主权争端和东海海域划界争端相对于中国“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总体利益而言，乃至相对于中国六大核心利益的总体利益而言，显然是属于“局部性核心利益”（在一些学术讨论会上，也有学者主张“有争议的领土不宜定位为‘核心利益’”）。但是，事关中国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某些核心利益的局部性并不意味着它在各种核心利益当中受关注程度和战略优先顺序必然是靠后的，因为它是由于日本方面不断对我挑衅与“激怒”才使这个局部矛盾不断激化，而且上升到中日之间的“战略对峙”，同时钓鱼岛争端问题又与日本的错误历史认识问题存在着密切关系，致使中日“岛争”在一个时期上升为我们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斗争的“最前线”，中日矛盾从非对抗性矛盾上升到局部的对抗性矛盾，在一定时期我与日方展开坚决的、毫不妥协的斗争是完全必要和正确的。

然而，应该看到中日关系“现在处于一个历史性重构的长进程中，看待中国与周边关系，要放在这个百年重构的长进程中，要有长视野，要有战略耐心”。此处所说的“百年重构的长进程”，恰与前文中萨缪尔·亨廷顿所言“长期而言，最后日本可能还是不得不追随中国”的预言相对应。那么，日本在什么条件下会走到“最后日本可能还是不得不追随中国”的境地呢？从日本一贯追随先进、服膺强大的民族秉性来看，“这个条件”就是要让日本人的心理从目前的“一方面嫉妒中国的发展，一方面并没有对中国服气”的状态真正转变到对中国的先进和强大彻底服气的状态（当今日本人对华心理可概括为：对中国GDP超过日本的失落感，对中国依然是发展中国家的优越感，对中国军事力量崛起的恐惧感）。目前中国的GDP虽然超过了日本，但是经济“存量”依然不如日本，人均生产性财富只及日本的几分之一。朱建荣认为：“中国经济规模现在已经是日本的两倍，预计到2020年，中国的GDP规模将接近美国，成为日本的3～4倍，届时日本就会调整好对华心理，目前的这种几近发泄的对华反感（主要体现在日本媒体的诱导和煽动上）会退潮。”丁学良则认为，“这个条件”就是中国再次成为“文明输出国”，而“要使当代中国对日本的冲击上升到‘黑船来航’对日本冲击的更高文明水平，中国本身就必须首先达到‘文明全面复兴’的高度”。这意味着解决中日之间的问题的根本，还在于搞好我们自己的事情，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经济繁荣、政通人和、文明健康、以德服人、受到国际社会尊重的大国，不仅实现“中国梦”，而且引领“亚太梦”，正可谓“小胜靠力，中胜靠智，大胜靠德，全胜靠道，道乃德、智、力之和”。

从这个长远目标反观当前，我们应根据形势发展，审时度势，在全面维护国家核心利益的前提下，处理好维护各种核心利益之间的关系，处理好维护全局利益与局部利益之间的关系，对维护各种核心利益、全局利益与局部利益的力度和优先度进行适时的合理调整，以高度的政治智慧和外交努力，努力化解热点问题，防止“热点”变成“爆发点”，避免周边地区长期存在与我们势不两立的“敌国”，以维护和延长中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为我们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营造一个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

三、战争与和平：中日矛盾的焦点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以来，战争与和平问题一直是中日矛盾的焦点。看当今中日之间的主要问题：历史上日本的战争、战败与战后是“过去的”战争与和平问题；钓鱼岛争端是“现在的”战争与和平问题；安倍“修宪”使日本成为“能进行战争的国家”，是“将来的”战争与和平问题；2014年安倍,多次提出“积极和平主义”，其实与100年前一战肇事者们所做的“和平秀”在逻辑上并无二致，这就是“和平诚可贵，不惜用战争来捍卫它”；2015年夏季，据报道“安倍将借二战周年纪念之际发表其对战争与和平的看法”，令人拭目以待。总之，中日之间的几乎所有主要问题，都牵连到同一个问题，这就是战争与和平。在军事领域的矛盾是中日矛盾中最深刻、最尖锐、最具有刚性的结构性矛盾。为了落实中日四点原则共识，固然需要加强民间交流，加强环保合作，但是，更重要的是解决好“战争与和平”这个根本问题。

（一）中国的对日“军事斗争准备”应提升到军事创新境界

中日首脑会见后，尽管中日关系出现了缓和的迹象，但日本“借美制华”的军事战略并没有改变，中国仍然需要做好军事斗争准备，而且在“军事斗争准备”方面也要“转方式、调结构”，注意保护环境，从数量型的军备走向质量型的军备。习近平主席在2014年8月指出，我们要“与时俱进大力推进军事创新”。笔者理解“军事创新”的基本含义是：由于技术革新，使过去不可能实现的各种新武器等组成的新军事系统的开发成为可能，进而引发对各种新武器等组成的军事系统加以运用的战略战术、作战思想、战争模式、组织体制、军事管理发生相应的深刻变革。根据“军事创新”的基本含义，可以看出：“军事创新”的原点在自然科技革新，“军事创新”的内涵涉及军事思想、军事管理、军事组织等等，则离不开社会科学的支持，总之，包括自然科技和社会科学在内的科学技术构成了“军事创新”的核心，构成了一国的经济力、军事力乃至综合国力的核心要素。

（二）注意应对日美“军事技术同盟”的挑战

在推进军事创新过程中，我们特别需要注意军事技术创新与民用技术创新存在着相互促进、相互转化的内在机制。长期以来，美国军方紧盯高度重视研发的日本民间企业，从其民用技术开发活动中吸取创新武器技术。这个事实表明，在电子、材料、激光、精密机械等尖端技术领域中，军用技术与民用技术之间并不存在截然的分界，而是既具个性，又有共性，既互相区别，又可互相利用和转化。例如美国开发隐形轰炸机等隐形武器使用的涂料，就是从日本一家中小企业提供的用于家用微波炉的电波吸收材料样品中得到启发。美国与拥有领先于世界的民用技术实力的日本结成“技术同盟”，成为它在同苏联的军备竞赛中夺取优势的重要原因之一。

美国借力日本的民用技术开发新式武器的事例启发我们：要高度重视高技术的军民两用性和转用性，使军事科技创新与民用科技创新达到相互促进、相互转化、相互刺激创新灵感的互动境界，为达到这种境界，必然要推进整个国家的科技体制的创新。

众所周知，长期以来正是“创新”成为美国维持强大军事力量的原动力。美国不仅依靠从全世界吸引优秀科技人才等措施提高其军事科技研究水平，而且通过加强“盎格鲁—撒克逊五国同盟”的紧密的军事技术合作和协同关系，通过加强与日本之间的军民两用技术的交流与合作，来增强其作为西方军事技术霸权国的地位。这意味着中国与之进行军事创新竞赛的对手是以美国为首、包括日本在内的大半个西方阵营。

战争的逻辑在本质上就是矛盾运动的逻辑。“有矛必有盾”，矛越锐，盾越坚；盾越坚，矛更锐。恩格斯说过：“两个阵营都在准备决战，准备一场世界上从未见过的战争……只有两个情况至今阻碍着这场可怕的战争爆发：第一，军事技术空前迅速地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每一种新发明的武器甚至还没有来得及在一支军队中使用，就被另外的新发明所超过；第二，绝对没有可能预料胜负，完全不知道究竟谁将在这场大战中获得最后胜利。”

当前，“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等交叉融合正在引发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这将给人类社会发展带来新的机遇”。从科技创新这个原点和基础出发，依靠自主创新掌握最先进的高精尖武器的核心技术，构筑日新月异的武器系统、与时俱进的军事战略、超越传统的作战思想、灵活机动的军事指挥和管理体制，努力打破“瓦森纳国家群”对我的技术封锁，加强武器技术乃至武器概念的创新，同时减少资源被消耗在购置大量“几年不用就变成难以处理的垃圾”的二三流武器上。

（三）“中日必有一战”将是“中日创新之战”

十年前，美国五角大楼预计，随着全球人口在2050年向100亿大关逼近，战争将在2020年定义人类生活。这是“所有国家安全问题的根源”。“到2020年，毫无疑问将会有大事发生。随着地球的负载能力减弱，一种古老的模式将重新出现：世界将爆发对食品、水与能源进行争夺的全面战争，战争将定义人类的生活。”然而，越来越多是人们开始质疑战争是否是解决世界问题的最好手段，因为战争将加速消耗资源并破坏已经脆弱不堪的自然环境，当今日本右翼势力推行战争擦边球政策的最大危险就是只想着右翼的政治理念和当下执政者的政治利益而缺乏“为当代人和子孙后代着想”的人类良知。这个“人类良知”就是：在地球环境已经不堪忍受产业革命以来人类活动所造成的沉重负荷的情况下，不要再雪上加霜，把一个打得稀烂的地球留给后代。

值得注意的是，最近有美国学者提出2012～2022年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将是“中美创新之战”，因为理智最终总是会占上风，认识到应该推动创新与技术的转变，促使创新与技术的着眼点置于解决人类面临的真正重大的问题上：最重要的是人类的生存而非杀戮。三年前，中国一位军队领导人在美国国防大学发表演讲说：“中国搞经济建设是为了解决好13亿人民的生活，使他们的日子过得更好，而不是拿这个钱去搞武器装备，去挑战美国。美国人民的生活水平高出中国人民生活水平12倍，如果我们拿这个钱去搞武器装备挑战美国，中国老百姓也不会答应。”总之，针对当今复杂的国际形势，搞军备竞赛是下策，积极推进包括军事创新在内的“创新竞赛”才是上策，而所谓“中日必有一战”也必将是“中日创新之战”。